现代中国与西南酒的机会

　　民国初始，中国尚无名牌烧酒的概念，就算茅台已经逐渐为人所知，但是大部分人觉得，那只是一种遥远的昂贵的酒类，和他们的生活关系甚少。

　　一般人更是如此。北京的一般百姓，如果喝白干，买到好的二锅头也难，都是挑选山西人经营的大酒缸，酒缸上面是木盖，就当桌子使用，几家老字号的酒好，也就是保证其纯，不掺杂鸽粪、红巩等强烈物质，掺水大概是难免的。金克木也说，不必拘于什么酒，任何一种酒喝长远了，都好，他喝两种白干，其中包括汾酒，还有莲花白、茵露陈、五加皮、红白玫瑰，喝长远了，都觉得好。这是白酒尚未行销全国的时代，也没有一种名酒可以名重天下，人人皆知，而且渴望喝之的。

　　辛亥革命后，尽管创办实业成为一种新思潮，但是中国的酿酒业这种带着浓厚乡土基因的传统行业还是比较小作坊制，加上政府控制，酒行业一直没有大发展。民国政府如同清政府一样加重酒税的征收，有专门的征管机构，另外从海关的税收记录可知，酒类被归于奢侈品一类，收取的税费金额高达70%。稍遇灾荒，各地方政府仍是以国民生计为主而频繁实行禁止酿酒的政策，各个小作坊之酒难以行销全国，也是自然的事情。

　　政府的控制时紧时松。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为了清政府筹饷和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各地方政府放松了对传统酿酒业的限制，西南各省的酿酒业得以逐步发展。到了民国年间，盐业资本向酿酒业转移的趋势，又助推了这里的白酒业的发展。这一时期，西南白酒的发展成为中国现代白酒之路承前启后的动力。

　　清朝中叶以来，四川并未经历长时间的大规模战争，入川的移民带来的酿酒技术和消费需求结合本省原有的酿酒基础，使四川的酒业生产能在晚清至民初继续发展。民国时期四川酒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名酒，成为四川名酒史上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阶段。

　　泸州大曲、绵竹大曲等大曲酒，在清代就已经是四川有名，并在全国开始为人所知。

　　还有一些白酒在进入民国后渐有名气，比如全兴大曲、杂粮酒、郎酒和丰谷酒。

　　1927年北伐战争结束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黄金十年”，茅台酒却仍然依靠鸦片贸易的繁荣得以往来于川黔之间。但这一时期的茅台酒已经成为西南名酒，被很多名人国士所青睐。但是真正的大发展，还是民国政府迁都重庆之后。

　　重庆当时聚集大批文化名人、专家学者，普遍开始喝大曲，冯亦代的朋友，一位留学回来的眼科专家，因为没有洋酒，就用大曲来兑咖啡、橙汁做鸡尾酒。西南的好酒，在一批文化人回到上海北京后，并没有被忘怀，就这样，逐渐有了全国的知名度。

　　西南名酒的另一个机缘，来自于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茅台渡赤水的时候，共产党人在此种下了茅台酒的情结，铺垫了其日后的“国酒”地位。“外交礼节无酒不茅台”之说其实起自民国，“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从延安飞赴西安，张学良宴请周恩来用的是他喜爱的茅台；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飞赴重庆谈判，蒋介石待客之酒也是茅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