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酒诗多，诗中酒的称谓也多，其中单字酒名有醥（清酒）、醪（浊酒）、醴（甜酒）、圣（苦酒）、醍（红酒）、醙（白酒）、醁（美酒）、醅（未过滤的酒）等，双字或三字酒名有绿蚁、浮蚁、椒浆、壶浆、竹叶春、梨花春、瓮头春等，而被直接冠以酒名的还有桂酒、菊花酒、葡萄酒、黄花酒等。唐代酒器制作也相对成熟，以功能分有盛储器、温煮器、冰镇器、挹取器、斟灌器、饮用器、娱酒器等，其中盛酒器又分缸、瓮、尊、罍、瓶、缶、壶等，饮用器又分杯、盅、壶、卮、盏、钟、觞、碗等。据《逢原记》记载，“饮中八仙”之一李适之藏有酒器九品，即蓬莱盏、海川螺、舞仙、瓠子卮、幔卷荷、金蕉叶、玉蟾几、醉刘伶、东溟样，可见在唐人眼中，酒器也是分尊卑的。酒器若以质地分类，则有金银器、青铜器、玉器、陶器、瓷器、竹木器、漆器、玻璃器、兽角器、蚌贝器之别，与今人分类大体相同。

　　唐诗中因酒衍生出的词汇更是壮观，今人熟悉的有酒力、酒兴、酒醒、酒酣、酒旗、酒花、酒具、酒瓶、酒瓮、酒舫、酒楼、酒肆、酒徒、独酌、对饮、浅酌、痛饮、狂饮、纵酒、微醉、半醉、沉醉、酩酊、醉眠、醉卧、沽酒、温酒、让酒、醉歌、醉舞、筛酒、酒癖等，今人较生僻的则有酹酒、致酒、酌酒、稀醉、尽醉、积醉、酒病等。酒词如此众多，足以积淀出唐代酒文化的深厚底蕴。

　　除酒名、酒器及与酒相关的词汇外，唐人饮酒还很讲究情调和境界，通常可分七种：一曰饮，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云，“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二曰醺，韦承庆《江楼》云，“独酌芳春酒，登楼已半醺。”三曰酣，孟浩然《听郑五愔弹琴》云，“半酣下衫袖，拂拭龙唇琴。一杯弹一曲，不觉夕阳沉。”四曰醒，李商隐《花下醉》云，“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五曰酲，韩偓《寄湖南从事》云，“索寞襟怀酒半醒，无人一为解余酲。”六曰酗，顾况《公子行》云，“红肌拂拂酒光狞，当街背拉金吾行。”七曰醉，元吉《登白云亭》云，“何人病惛浓，酩酊未还家。”由饮开始，到或醺、或酣、或醒、或酲、或酗、或醉的状态，其间的性情是不同的，饮者的情感付出也是不同的。在这些栩栩如生的场景里，若是宴会，便“开琼宴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若是饯行，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若是节日，便“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清明》）；若是独酌，便“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月下独酌》）；若是从军，便“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若是祭祀，便“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埘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社日》）；若是酒后，便“谁道山公醉，犹能骑马回。”（孟浩然《裴司士员司户见录》）；若是登高，便“闲听竹枝曲，浅酌茱萸杯。”（白居易《九日登巴台》）；若是追思，便“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贤豪虽殁精灵在，应供微之地下游。”（白居易《哭刘尚书梦得二首》其一）；若是愤世嫉俗，便“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自京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景不同，情不同，酒也不同，人间世相百态皆与酒息息相关，所谓杯中世界，概唐人所况耳。

　　唐人有酒诗，也有酒赋，如王绩的《酒经》、皇甫湜的《醉赋》、白居易的《酒功赋》、皮日休的《酒箴》等，还有酒歌，如李白的《将进酒》、《襄阳歌》、《梁甫吟》，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李贺的《秦王饮酒歌》，许宣平的《醉歌》，而专写酒的诗则更多，如《酒》、《酒床》、《酒樽》、《酒勺》、《酒盆》、《酒壶》、《酒觥》、《酒船》、《酒铛》、《酒杯》等，只要愿意，凡诗皆可酒，凡酒皆可诗，正可谓诗酒一家。

　　唐人饮酒讲究，酒令自然盛行。皇甫松《醉乡日月》记载，唐朝酒令有“骰子令”、“上酒令”、“手姿令”、“小酒令”、“杂令”等，一如今人划拳、猜拳，或似今人击鼓传花，虽都是游戏，古人显然更雅致一些。关于酒令，诗中也多有呈现，譬如白居易“碧筹攒彩碗，红袖拂骨盘”，陈禹锡“杯停新令举，诗动彩笺忙”，李商隐“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等，即使狂放如李白“连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赌酒酣弛晖”，也还是比今人讲究的。

　　唐人好酒，却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唐人璀璨的诗酒文化其实是一个时代的映射，则不过与前代相比，内容更为丰富。*早的酒诗出现在《诗经》中，所谓“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先秦酒诗则以《楚辞》为代表，魏晋南北朝时期涌现了刘向、曹操父子、竹林七贤、陶渊明、谢灵运、何逊等一大批咏酒诗人，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无疑是其中的翘楚，但此时的酒诗还多是个人情绪的宣泄，曲高和寡者多，特立独行者多，远未与整个社会形成共鸣。概括而言，这一时期的酒诗大体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先秦酒诗重在祭祀神灵，祈福平安；两汉酒诗重在鞭挞社会，反抗礼教；建安酒诗重在赞美统一，反对分裂；魏晋酒诗重在崇尚隐居，超脱世俗；南北朝酒诗则在叹人生之短促，感及时之行乐……直到隋唐，酒诗的主题才百舸争流、百花齐放起来。当然，这仅是就酒诗的题材而论，若从社会背景考察，我国的酒文化起步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周代上升到礼仪，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酿酒技术突飞猛进，酒文化方有雏形，到隋唐时，酒已有黄酒、白酒、葡萄酒及果品酒、药酒之分，唐诗更是将诗酒融为一体，蔚成大观。大唐诗酒文化的形成，与大唐乐观、自信、开放的时代风貌是密不可分的，诗歌的自由精神和酒的奔放浓烈恰是大唐精神面貌和心理特征的折射，恰如李白醉后之态：“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尤其初唐和盛唐期间，政通人和，百业兴旺，中外文化交流广泛，诗和酒格外兴盛，诗酒文化便因之空前繁荣起来，大唐诗风在这时也一扫魏晋南北朝的颓废，呈现出一派豪健开朗、狂放热烈的气象。到中唐时，诗酒文化已抵达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之境。安史之乱是大唐政治的转折期，也是大唐诗酒文化盛极而衰的拐点，自此之后，大唐酒诗沉湎于彷徨之中，悲秋气息浓郁，一副“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白居易《醉吟二首》其二）景象。晚唐已是日落西山，杯中所见不过“身世醉时多”，诗中所吟则是“残花伴醉人”了。

　　与唐诗相伴生的，还有一大批酿酒专著的问世，如《甘露经》、《酒谱》、《酒经》、《酒孝经》等，大唐文献《外台秘要》和孙思邈的《备急千金方》还记录了大量药酒方及制作、使用方法，无疑，这些专著也是大唐诗酒文化的一部分。当然，大唐书法家张旭、怀素和画家吴道子、郑虔等也用另一种方式张扬了大唐的诗歌精神，他们与酒的缘分绝不亚于王绩、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他们构成了大唐诗酒文化的另一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