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反腐败打了很多“大老虎”，一些领导干部的贪腐程度令人心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曾担任高级领导干部。忆起那时的生活点滴，令人多生感慨。

　　部领导聚餐抓“大头儿”

　　1967年12月后，我先后任第二轻工业部军管会主任，轻工部革委会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轻工业部党组副书记等职。我在二轻部和刚刚合并为轻工业部（1970年4月，第一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合为轻工业部）那段，北京没有家，就在办公室放张单人床，既是办公室又是家。1971年，才在北京安了家。

　　机关有大小两个食堂，我有时在小食堂，有时也在大食堂和机关干部一起排队买饭。机关和家中饭菜花样少，吃腻了，偶尔就到饭馆解馋。到饭馆去一般是轻工业部的几个领导，有时也拉上余秋里。余秋里那时协助李先念抓国务院日常工作，因为工作接触多，他又没架子，大家就熟悉了。当然不是公款吃喝，而是自掏腰包，但经常是以开玩笑的方式抓“大头儿”——让级别和工资高的几个部长付账。余秋里是老红军、老革命，更是自愿争当“大头儿”。

　　那时饭馆少，营业时间短，一般让秘书事先联系饭馆，包一小房间。当饭菜吃得差不多时，有人有事提前走了，有的借口方便不回来，留在*后的自然开钱，这就是抓“大头儿”。当然，不能老让老实人开钱，下一次自然会有人装傻的，几次下来，基本上就是aa制了。

　　管造酒也难买到茅台酒

　　那时，在市场上几乎见不到茅台酒。我到轻工业部工作后，虽然造酒业属轻工业部管，但我要买茅台酒也不容易。别人也知道我的脾气，不敢给我送礼。轻工业部副部长谢鑫鹤曾任贵州省副省长，在他调任第二轻工业部副部长时，带来20瓶茅台酒，埋藏在地下，每年春节只取出一瓶。“四人帮”被打倒后，据说从王洪文办公室抄出几瓶茅台酒，但全是开过封的。原来，那是人民大会堂每次国宴结束后把瓶中剩下的茅台酒装在一起，然后重新装瓶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王洪文看中这个机会，去买了许多次，一些人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但也说明这茅台酒是多么难买。

　　在用车方面，除了远距离和有时间要求的工作会调用公车外，部机关的干部，包括几位部长都习惯了挤公交、骑自行车上下班。那时北京冬天多雪，道路湿滑，上下班途中摔跟头的屡见不鲜。

　　传说中的高级干部“特供”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困难，老百姓中广泛传说高级干部有特殊供应。若说无，那是说瞎话。若说有，的确不像传说的那样多。

　　十三级以上干部属高干，我是十级。在军队，我是副军级；在轻工业部，我应是部级或副部级。可是，我的特供是什么？就是15斤大米和几两油。我的购粮证的特殊供应栏内是这样写的：“每月大米15斤整。”不是增加15斤定量，是在定量之内，而普通老百姓每人每月只能买3斤好大米。如果说还有的话，那就是作为军人，我在炮兵司令部第三食堂，可以按每人每天二两的标准购买大豆，还可以买一点粉丝、麻酱。这些是地方干部所没有的。可能有的干部走后门买东西，那是违纪，不是特供。（口述/北京李学实 95岁整理/李印文）来源：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