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颖川其人

　　公元1888年10月，在李鸿章等人的极力劝谏下，清政府成立了北洋水师，这是我国近代海军中实力*强、规模*大的一支。6年之后，这支舰队却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屈辱之至，惨烈之极，每每思及，总是令人扼腕长叹。我无意回顾这一段羸弱的历史，同样是在1888年的10月份，山东威海卫孙家瞳的一户商人家里，一个男婴在炮火声中问世，给这家人在惊恐之余带来了短暂的欢喜。家人为其取名孙学悟，字颖川，寓意天资聪颖、出类拔萃于天下也。

　　果然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1905年，他在英国人开办的安里甘堂学校完成中学学业，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7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1910年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次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化学，并于1915年获化学博士学位。1919年，应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之邀请，回国为南开大学筹建理学系。1920年，出任开滦煤矿总化学师，被当时科技界尊称为“西圣”。

　　当然，这些只是“西圣”伟大事业的开端。在开滦煤矿任职的日子里，“中国民族化工之父”范旭东先生“工业救国”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至1922年8月，在同班同学、化学家侯德榜先生的邀请下，他毅然辞去高薪工作，来到荒凉的塘沽盐滩就任久大盐业公司（范旭东创办）化学室主任，负责筹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范先生对他说：“中国如果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不惮其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埋头苦干，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孙颖川极表赞同，欣然受命担任了我国第一个化工科研机构的社长。

　　9年之后的1931年，另一位汾酒科技史上绕不开的人物——方心芳大学毕业，进入黄海化工研究社，担任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微生物发酵。次年春，在社长孙颖川的安排与指导下，来到山西杏花村进行考察研究，随后写出了关于我国近代制曲酿酒的第一批科学论文，如《汾酒用水及其发酵秕之分析》（与孙颖川合著）《汾酒酿造情形报告》等，这两篇报告，为解放后汾酒传统工艺的恢复，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试想，如果当初不是孙颖川先生的安排和重视，方心芳的杏花村之行，未必会这样地顺利。黄海社在1932年至1934年研究工作报告中，列举了13项研究成果，其中酒类和酿酒微生物占了6项，内容以汾酒为基础的就有4项。作为近代中国白酒产业的奠基者，汾酒的酿造技艺正是在孙先生的大力关注下，才得以从“口传心授”发展到严谨的科学研究，汾酒对于中国白酒的杰出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1952年，全国第一届评酒会成功举办，汾酒被评为“老四大名酒”。这一年，政府决定将黄海化工研究社的发酵与菌学研究室划入中国科学院，即今天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前身，第一任所长，仍是孙颖川先生。

　　一份珍贵的史料

　　2009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购得一册四川国立大学图书馆馆藏民国二十三年 《汾酒用水及其发酵秕之分析》的影印本，时间之远，怎不令人肃然起敬！在引言中，孙颖川先生写道：

　　汾酒之名甲天下，而尤以汾阳杏花村申明亭义泉涌 （晋裕公司之酿造厂）为*。前在美洲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与各国产酒比赛，获得一等金质奖牌；北京农商部展览会，南洋劝业会，西湖博览会，晋省展览会等，亦均给*优等奖章。汉口烧酒商皆称其酒曰汾酒，他地冒牌者亦多，汾酒之价值由此可知矣。国内酒精饮料，除绍兴酒外，无可与之相埒者。惟汾阳居晋省之西部，交通不便，学者裹足，致汾酒之制法，及其所用原料等等，至今尚无人加以调查分析，殊为惋惜。本社有鉴及此，特派人去汾调查，在杏花村义泉涌居住数日，除实地查看其酿造程序及所用器具外，复采取样品回社分析。酿造方法，另详他篇（即《汾酒酿造情形报告》，笔者注），于兹不赘，后面所述分析方法与结果耳。惟所带试料不多，不能作完全之分析，是为遗憾。

　　于此 《汾酒用水及其发酵秕之分析》一书，薄薄的十三页内容，却是近现代中国白酒工业伟大的理论基石！遥想八十年前，孙颖川先生抱着“学术研究必须切合实际，针对中国之情势，以中国之原料，生产国人所需之商品”的信念，主持了关于汾酒的一系列科学研究；方心芳先生更是不远千里，躬身实地，科学总结出了汾酒酿造的“七大秘诀”，被国内白酒业奉为圭臬。这些为中国民族工业呐喊与操劳的前辈们，在炮火中始终坚持着 “工业救国”的信仰，对汾酒倾注了多少心血！

　　斯人已逝，当我又一次轻抚这些斑驳的，却永久闪耀着光亮的文字，心中充满了钦佩与敬畏。今年6月，便是孙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的时日了，风雨沧桑一甲子，而今的汾酒，正在激情与梦想中，坚守着自己诚信、独立、从容、坚韧、睿智、高贵的灵魂，奋勇前行。记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已近凌晨，世间一切浮嚣，在此刻渐渐安静下来了。我起身关掉灯，迅速向黑暗里隐去，像一个不堪负重的老人，不觉悲从中来。

　　来源:山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