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如水，照进家乡。秀发，肩头，哪里不是网。”——中秋前夜，一场名为“诗画南村”的艺术雅集在番禺南村镇余荫山房举行。学生代表们精彩的武术表演，古韵悠悠的古琴演奏，清朗优美的诗歌朗诵，配合岭南四大名园之一的园林景致，在月光之下营造出一幅令人陶醉的画卷。

　　中国古人营园造景，往往既是追求“慎独”境界的修行之所，也是纵情社交的入世空间。从古而今，园中花下，月影雨声，是文人聚首、畅抒胸臆的*佳催化剂。许多文学史、艺术史上有名的作品，就是诞生在这样的文人雅集之中，*广为人知的，莫过于晋代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那么岭南大地上的名园与雅集之间，曾经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

　　唐宋开私家园林诗文雅集之风

　　岭南古典园林和诗文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根据一些研究者的看法，唐代岭南私家园林造园活动开始丰富，伴随着岭南诗歌在张九龄的影响下开始崛起；唐之后的南汉兴起第二次皇家园林高潮，代表地点是广州，其以花石取胜的风格特征影响了宋代“花石纲”制度的形成，南汉灭亡后皇家园林的公共性大大加强，为文人士大夫的雅集、诗酒酬唱提供了吟风赏月的场所；此外作为名宦的谪贬之地，岭南诗文在“韩潮苏海”的影响下成长起来，文人集团的壮大反过来刺激了文人园林的建设。风气开启之后影响深远，一直延续到清朝余荫山房修建时。

　　四大名园中，余荫山房占地面积*小，只有约1600平方米，差不多半个足球场大。但小小空间却深藏惊艳，将中国园林中的亭、台、楼、阁、堂、轩、桥、廊、石、水悉数包容，繁而不乱、复而不杂。有专家以“恰似美妇般精当工巧”来形容它，指出“在有时转身都觉困难的小园中，不但能细赏建筑构建的精湛工艺，还可饶有趣味地玩赏园中园、景外景”。

　　就在这样一座小园中，却有一座大得有些不成比例的八角形水榭。水榭俗称八角亭，八面为窗，可八面观景。八角亭东南望，有杨柳楼台；东北望，则有孔雀亭、来熏亭、榄枝厅。记者在园中采访时，负责人曾经笑言它很能体现广东人务实的性格，实用面积至上。当年八角亭中，就是“一门三举人”的园主邬彬举行雅集之所。

　　既保守又创新的岭南文化特质

　　元末明初岭南园林和诗歌发展迎来一个高峰期。一方面是岭南在经济上的日渐繁荣，另一方面是岭南文人团体的壮大强盛。知识阶层的本土认同感越来越强，无论园林和诗歌都开始追求地域特色，例如园林的热带风光，以及诗歌的岭南诗派。元末有孙蕡、黄哲、王佐、赵介、李德五先生在广州南园结社唱和，后世称他们为称“南园五子”。五子的诗作，力矫当时诗坛纤弱萎靡之风，上追唐人格调，为岭南诗坛开创了新的局面。其中孙蕡成就*高，被誉为岭南诗宗。

　　岭南园林体现出进取与保守并存的特征。有学者举例说，顺德清晖园在建造中，主人特意带领工匠们去苏州园林学习，将江南园林的水石雅致带到岭南，并进行了艺术的创造。在这样的环境下，“雅集”中所诞生的艺术作品，也很容易带有相似的特质，所谓“万木秋飞，岭树不凋其叶”。

　　岭南文人雅集在明朝已经蔚然成风，及至清代达到了鼎盛，流风余韵，虽时代更迭而不减。

　　康熙三十五年，黄登于广州东郊黄村辟探梅诗社，黄村一带，梅林遍布，花时诸名流饮酒赋诗。乾隆五十九年，广州商人石怀瑜，园林中有竹生贯桐心，名之为“桐心竹”，为诗社以征题咏，一时作者数千人。咸丰年间，邓大林在广州花地修杏林庄，结杏林诗社，张维屏、陈澧、黄培芳等应邀赏杏花，各有题咏。1924年，广州六榕寺牡丹盛开，因广州不产牡丹，从外地移来的牡丹次年亦不开花，此事颇引起文人兴趣，名流咸集寺中，觞咏流传，诗人数十，成诗数百……

　　每逢得句豪呼酒狂歌放浪玉壶缺

　　园林是园主人隐居乡野、与世无争的精神家园。研究者指出安于天命与雅正清和是岭南文人一直以来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并且把这种理念融入到艺术创作之中，表现出一种平和大雅之风。例如可园主人张敬修，在仕途上三起三落，但他并不以此为忧，淡泊名利，寄身可园，寄情于笔墨丹青。入仕则建功立业，出世则“博溪渔隐”，安于天命，养其天和。在园中处处可见表达主人淡雅、平和情怀的景观。

　　另一方面，雅集又往往是纵情声色，酒马貂裘的场所，孙蕡在《南园歌赠王给事彦举》中写到：“昔在越江曲，南园抗风轩。群英结诗社，尽是琪林仙……狂歌放浪玉壶缺，剧饮淋漓宫锦红……欢呼小玉弹鸣筝，醉倚庭梧按宫徵……”梁园十二山斋主人梁九图也有“每逢得句豪呼酒”之句。张维屏的《次韵福草先生草庐春日二首》诗中有“我辈啸歌须纵酒”之叹。可见当年名园雅集时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