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在2012年1月17日用一个整版的内容，发表题为“公款纵酒，祸患无穷”的读者来信，用一张茅台酒的图片以及点名的方式把批评的矛头直指茅台；《每日经济新闻》提出质疑：根本就“不愁卖的茅台”为何要誓夺央视广告标王的地位，这种行为已经不再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东方网发表《谁让茅台“贵”过奔驰》的文章，指出茅台已经背离了自己所宣称的大众消费品的属性；新华社发表文章调侃茅台已经成为千夫所指的腐败代表……一时间，媒体矛头所向，茅台酒成了被“揪斗”的对象。
　　其实，自从中国古人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开始大量酿酒后，酒就渗透于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酒文化，“无酒不成席”的观念也深深扎根于国人的心中。至于如今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公款吃喝风，那是社会制度管理存在漏洞形成的，不仅与源远流长的中国酒文化关系不大，而且更与某个酒类品牌没有丝毫的关联。这次媒体在龙年春节前集中对日盛一日的公款吃喝现象的挞伐，都把矛头指向了茅台，人们不禁要问：公款纵酒，茅台何辜？
　　公款纵酒罪在腐败
　　事实上，对于公款吃请的质疑并不是新鲜事。早在上世纪90年代，民间针对官员公款吃喝的问题，就编了一句顺口溜：“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这样的警示人们已经耳熟能详。
　　到如今，随着财政收入的大幅上升和生活品位的提高，官员们早已超越了“喝坏胃”的境界，喝到了“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的水平。但“喝出来的腐败”仍旧屡见不鲜，在党政机关，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几乎天天都在进行着公款招待，领导视察要喝，上级检查要喝，庆典节日要喝，招商引资要喝，工程项目要喝，提拔升官更要喝。在这样的场合，茅台、五粮液等高端酒品自然成了餐桌上的必备品。
　　上有所好，下有所投。公款纵酒*多的当属县级以下基层官员，他们的日常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三陪”（陪吃、陪喝、陪玩），上级下来视察、考察、检查、调研等等，基层官员即使工作再忙，也要抽出时间小心翼翼地做好“三陪”工作，山珍海味，茅台五粮液，啥贵吃啥，啥贵喝啥，还唯恐招待不周遭领导怪罪，大量的公共财政就这样被挥霍掉了。
　　地方官员用公款海吃海喝，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领导也毫不逊色。2011年4月11日，网曝中石化广东分公司总经理鲁广余，动用数百万元公款购买茅台酒，后查证属实。紧接着，广东电信又陷“茅台门”，被曝光用公款购买大量茅台酒供内部消费。由此可见，喝茅台酒已成为当今官员嗜好。
　　在1月11日开幕的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上海市多位人大代表建议，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酒。人大代表们认为，动辄两千多元一瓶的茅台酒已经“变了味”，不再是普通的白酒，老百姓对此议论纷纷、意见很大。建议上海带头在公款消费中明确禁止喝茅台，各级纠风部门也应把禁止喝茅台列为检查内容，像禁止消费卡一样予以查处。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产品定价和市场定位政府不便干预，但政府可以干预的是：禁止以财政资金满足个别人群的奢侈欲望，杜绝国币公帑的靡费。
　　上海市人大代表的这一建议，包含了两层意思，那就是官员们公款吃喝可以，但不准喝茅台，这种论调属于典型地把遏制公款纵酒的板子打在了茅台的屁股上。其实谁都清楚，官员公款纵酒罪在腐败、责在监督制度，与官员公款吃喝用什么品牌的酒丝毫没有关系，何必迁怒于无辜的茅台？不从制度上下手，就算禁了茅台，腐败官员照样可以喝价格更高的进口洋酒，反而遏制了民族企业的发展，于国于民何益？
　　茅台涨价需求使然
　　把对官员公款纵酒的指责转嫁到茅台酒身上，另一个原因是茅台酒一年多来价格翻番，从每瓶不到1000元猛增到超过了2000元。并且入选全球奢侈品榜单，因此深陷舆论指责的漩涡。
　　1月9日，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深圳市政协召开的大会上，就委员们发言、鼓掌*多的“三公消费”的话题而发出了“惊天一叹”！王荣表示，没有公款消费，茅台不会那么贵。“一瓶茅台酒卖那么贵，一个菜卖那么贵，如果不是公款消费，绝不会有那个价——公款吃喝，确实扰乱市场经济！”王荣的讲话把公款吃喝和茅台涨价彻底联系了起来。
　　其实，只要不禁止公款吃喝消费，就与茅台涨价与否关系不大。茅台涨不涨价，他们该花多少钱吃喝，还是花多少，公务招待费用该逐年增长还是逐年增长。不可能存在这种情况，说如果茅台降价就能节省公务招待的开支——就算因为茅台降价而少支出了一些钱，这些钱能用在正事上？而茅台涨价，涨到10000元一瓶，也未必能和公务招待经费预算同步增长。还在茅台没涨价时候，几千、上万一瓶的“人头马”之类的洋酒，少喝了吗？
　　自从中央要求先从98个中央部门公布“三公经费”(因公出国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之后，早在茅台大幅涨价之前的2011年7月，全国海关系统公布的上年“三公”经费决算就达5.03亿元，海关当年的公务接待费预算3573.26万元，比上年高出152.36万元。海关还不算增长*多的，国家文物局晒出上年公务接待费是48.32万元；当年该费用为151.85万元，增加两倍多。当时摘下“吃喝冠军”的是中科院，上年9995.5万元，当年预算8043.66万元。紧随其后的是国家海洋局，上年招待掉4283万元，中国气象局上年执行掉3959.54万元。
　　看罢这一组公务招待高得离谱的数字，人们心中都有一种明显的冰凉感。一个中科院一年单是公务招待费，居然就达九千多万元之巨，且平均每天开销27万元，可以说得上是“日日摆龙宴，天天猜拳令”了，这与追求科学精神的理念有些不搭界。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1》栏目中披露，中国官员公款吃喝、出国和公车消费一年就达9000亿元人民币，占总行政开支的30％。节目播出后，中国舆论和网民大感震惊，有网民惊呼9000亿元是“天文数字”，足以建造90个上海磁悬浮。也有网民计算，每名中国人每年得花700元左右供公务员公款吃喝、公费出国考察和享用公车。
　　如此庞大的公款消费，而且公款招待总是热衷于消费名酒、贵酒，再加上官场喜好互相攀比，奢侈浪费之风必然愈演愈烈，这就对高端白酒形成了强劲的“刚性需求”。茅台从去年下半年起就全线断货，机关单位为了购买茅台酒以备招待之需，无不用尽其极。公款消费中既然把茅台当成了热门选择，那么，强大的市场需求也就成了拉动茅台酒价格不断上扬的重要推手。
　　整顿吏治刻不容缓
　　几年前就有专家学者指出，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25%。职务消费的“管而无方”，是导致行政支出膨胀、财政浪费的重要原因之一。时至今日，这一状况仍未见好转。因为，我国不仅有着庞大的行政机构，还有着令世人瞠目的公款吃喝、公款消费。
　　在杜绝公款大吃大喝方面，不是领导不率先垂范。根据媒体报道，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下基层吃饭时，只要一个菜一个汤。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说，只要“汤汤水水，热热乎乎”就行了。也不是没有制度保证。2006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对进一步规范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工作，严禁接待纪律，减少经费支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出新的要求，但是却没有管住“一张嘴”。
　　有道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方面，国际上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我国一名官员在美国纽海文市挂职作“市长助理”，在其学习结束后，该市的市长先生对他说，“按中国礼仪，我至少该请你吃一顿饭。可按规定，公款吃请超9美元就被视为行贿。你还是到我家里吃饭吧”。此非市长小气，该市只有12.4万人，财政年收入却高达3亿多美元，这正是由于他们对每一分纳税款的忠诚与敬畏。
　　前些年，中国财政部代表团访问美国，美国财政部对口接待，美国财长在招待宴会上说：“国会只批准了菜钱，没批准酒钱。这桌菜由政府买单，你们吃菜要感谢美国纳税人，酒由我自己买单，你们喝酒要感谢我。”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财神爷”因公招待外宾，自己竟连酒钱都批不出来！
　　公款喝酒甚至公款纵酒，其根源在于公款管理与消费的制度弊病。允许公款招待甚至允许公款喝酒的制度设计，让酒这个高档甚至是奢华消费品，有了报销的“通行证”，有了纳税人埋单的“许可证”。站在官员的角度来说，既然不用花自己一分钱即可豪饮海喝，那又“何乐而不喝”？
　　公众在呼吁公款消费要“透明”的同时，更关注权力运行的“透明”，这可能才是让“官场”远离“酒场”的根本所在。
　　还“茅台们”和“酒场”一个清白，应该是个严肃而又迫切的课题。整肃官场、规范权力运行，需要健全制度，需要广泛监督，还需要切实问责。
　　其实，无论从法理讲还是从现实看，公款纵酒都应该尽早入刑治罪。因为，医治公款吃喝、公款消费的社会毒瘤，亟需入刑治罪这剂猛药。关于这一点，有太多国家的经验可以证明并借鉴。如果我国治理公款吃喝也像美国这样动真格，9美元就算行贿罪的话，除了国家少数的必不可少的国务款待外，各中央部门和地方基层官员的公款大吃大喝风必将会戛然而止。到那时，谁也拿不出向国家财政要一年数千万元的公款吃喝费的理由了。如果没了这些公款消费的支撑，茅台还何至于要以价格不断飚高这种方式来引起公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