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酒的出现，“酒桌文化”在中国由来已久，商周之际，酒便与政治、军事、医药、文学、艺术、礼仪结下了不解之缘，日常生活中的贺喜、祝捷、感恩、谢师、遣忧、浇愁、解闷、压惊、赠别、团聚、访友、待客、迎宾等等，都离不开它。

　　但同时，酒由于特有的引诱力，一旦无度，就会让人丧失斗志、逾越底限，和权力勾结在一起，不能让步的公权被掺入人情、关系、功利等杂质，会引发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古代的先贤之士很清楚的认识到酒的副作用，大力倡导禁酒节酒，翻开史书，不难发现，“禁酒文化”和“酒桌文化”相伴相生，亦是源远流长。

　　*早的禁酒令就是伴随着酒的发明同时产生的。《战国策·魏策二》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而亡其国者。’”这里讲述的就是仪狄造酒和大禹下达中国第一道禁酒令的事。

　　传说大禹的女儿命令仪狄用粮食酿造了清香醇美的酒进献给大禹。大禹尝过，禁不住这美酒的引诱，连喝了几碗，甚至脑袋昏乎，犹如腾云驾雾，全身绵软，力不能支，双眼一闭进入梦乡，睡了两天两夜。醒来之后，方觉误了政事，便马上把臣子们召集起来说：“酒虽好喝，但难免会误事。”又断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于是，他下了一道禁酒令，不准人们再酿酒、饮酒。

　　美酒的味道好极了，但凡是人谁能不喜欢？但是当美好的东西成为一种诱惑的时候，人们面对诱惑就各有不同了。诱惑在大禹这样的人面前马上就变成了一座警钟，立刻让他联想到亡国的大事上去了；而在荒淫无道者那里，诱惑就成了一把利剑。

　　大禹发布的禁酒令对后世并没有起到多久的警示作用。果然像他所言，夏桀“做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终因贪杯而丢了天下。继任统治的殷商，也没有摆脱纵酒亡国的命运，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多一次竟然连喝了七天七夜。

　　商亡于纣后，周成王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殷商禁酒兴国和纵酒亡国的经验教训，命令康叔在嗜酒风气甚重的卫国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禁酒的成文法——《酒诰》。

　　《酒诰》主要包括三个内容，一是规定了只有祭祀的时候才可以饮酒。二是倡导饮酒之时需要用道德约束自己不要喝醉，做到“德将无醉”。三是要减少酿酒，爱护粮食。在提出要求的同时，还对随便聚众饮酒者做出严厉的惩罚措施，一旦抓到就要处死。

　　商末周初，人们对酒的偏好已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尤其是王公贵族和政府官员，酗酒误国，酗酒丧国，放纵得失去了控制。近在眼前的教训，让周朝统治者开始对饮酒行为与国家政治问题关系进行系统思考,颁发了旨在规范引导民众“酒风”的正式法令。《酒诰》后来成为了历代统治者制定酒政的准绳级参考资料被收录到《尚书》中。

　　除了统治者，历史上许多有抱负、有志气、有作为的人，都是平日节饮并劝人节饮的。

　　刘向编撰的古代杂史小说集《新苑》中记载过管仲劝齐桓公节饮的事。春秋时期齐国的一次宴会上，齐桓公给管仲一杯酒，管仲喝了一半，倒了一半。齐桓公问他为什么，他说：“臣听说酒进了嘴舌头就伸出来，舌一伸出来就会说错话，说错话就容易惹来杀身之祸。臣算计了一下，与其惹大祸，不如倒掉些酒。”管仲这番话，其实是说给齐桓公听的，酒后忘形，酒后失言，对臣子来说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对国君来说，就可能对国家造成严重的后果。这番话既是对自己的约束，也是对齐桓公的劝诫。

　　元朝杰出的政治家、宰相耶律楚材劝元太宗窝阔台节酒也是煞费苦心。窝阔台嗜酒如命，耶律楚材屡劝其节酒无果。为了让自己的劝谏更有压服力，耶律楚材拿着一截腐蚀的铁制出酒管口对窝阔台说：“酒能腐化器物，铁器都腐蚀成这样，何况五脏呢？”这一番警示教育，真让窝阔台吓了一跳，随即猛然悔悟，在重赏耶律楚材的同时，还给自己定了条酒规——每天喝酒不超过三杯。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顾炎武在《日知录·酒禁》一文中历数了历史上因禁酒兴国和因嗜酒纵酒亡国的典故，指出“酒之祸烈于火”，并告知世人“读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酒之是否为祸，国之是否兴替，究其原因，既非天意，也不在酒，而是人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如浩瀚星河，“禁酒限酒”的文化，是“酒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会古代先贤对酒的正确理解，对因酒惹祸的深刻感悟，从对自己负责，对事业负责，对国家负责的角度，引以为鉴，引以为戒，用优良的传统文化来破除“纵酒”的歪风，这样才不浪费先贤们的一片良苦用心。（蚌埠市纪委宣传部窦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