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师傅去年3月至10月受雇于陕西宝鸡市高新区一家劳务公司，3.2万元工钱至今未领到手。前不久，工地负责人打电话让他结账，他兴冲冲地跑到劳务公司。该负责人告诉他，必须认领3箱白酒，否则不给剩余工钱。每箱白酒算800元，3箱2400元，剩余2.96万元说会赶在农历腊月二十七前后通过银行卡发放。（1月24日《华商报》）

　　农民工和劳务公司建构了一种契约关系，农民工付出了辛苦的劳作，劳务公司理应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讨薪本是农民工正当的利益诉求，却被人为增添了附加条件——“白酒抵工钱”不仅让农民工遭受了利益损失，也让他们承受了精神上的折磨，讨薪本来应该理直气壮，农民工却难以“硬气”起来。艰辛的讨薪之路，见证了一些地方的农民工脆弱的生存生态。

　　当然，农民工及其家庭或多或少都会消费一些白酒，可3箱作价2400元的白酒，显然超出了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消费需要和消费能力。“白酒抵工钱”忽略、漠视了农民工的利益诉求，用强人所难的方式逼迫农民工就范——如果不同意“白酒抵工钱”，农民工就难以领取剩下的工资；为了避免因小失大，他们不得不退让和妥协，无奈接受“不合理条款”。

　　“白酒抵工钱”既不是公平的市场交易，也不是双方在权利平等、地位均等的基础上进行利益协商的结果。白酒价格由劳务公司工地负责人自说自话，讨薪的农民工缺乏议价权；在农民工弱势、用工方强势的格局下，“不管你怎么样，反正我就这样”的价值错乱就有了生存空间；“白酒抵工钱”对农民工进行了利益盘剥和权利侵犯，农民工却缺乏博弈的筹码。

　　层层转包、环环拖欠，一旦利益链条的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终利益受损的还是农民工。农民工与用工方通常只有简单的雇佣关系，缺乏法律纽带的联结,想方设法压缩、拖欠农民工的工钱，便成为一些用工方的“生财之道”。这些人之所以有恃无恐，就在于他们知道制度化维权渠道耗时费力，“漫漫长路”让不少急于回家过年的农民工“等不及”、“伤不起”。

　　不论是“下跪讨薪”的精神矮化，还是“喝一杯白酒20块”的身体伤害，或是“白酒抵工钱”的利益牺牲，农民工为了拿到应得的劳动报酬，一次又一次失去了他们的体面与尊严。农民工的“辛苦钱”，不能成为“唐僧肉”；“白酒抵工钱”缺乏法律依据，表面上打着“谁愿意领就领”，实际上却对农民工进行了利益盘剥和权利侵犯，让农民工的讨薪之旅更加艰难。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建议农民工直接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他们将对此展开调查。一个温暖的社会，显然不会让讨薪的农民工孤立无援。(文/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