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整顿、媒体曝光、企业表态，环环相扣，配合无间，步调甚是协调，使人既有打假的快意，又有维权的喜悦，真是其乐何如。

　　如果只从避免买假上当来说，打“特供”之假，大概也只算是有胜于无。市场环境人人有数，你去买“特供”标签的东西，固然不免上当；然而你不上这个当了，就有把握买到货真价实的东西吗？

　　但把市面上标注“特供”的东西清理干净，对维持“特供”秩序确实是有意义的。人们看不见“特供”了，一般情况下兴许想不到特供的存在，“特供”的环境就清净许多。

　　茅台肯定了特供酒的存在，只是它不进市场。但享受特供的单位或者人员，会不会把酒弄到市场上去呢？茅台方面也承认，很难控制少量真专供酒流通到市场上，“要说市场上绝对没有真的贵州茅台（600519）专供酒也是不可能的”

　　不过，就算酒是真的，按2010年9月7日《南方日报》报道中茅台公司的说法：根据国家规定，即使有特供酒，如果放到了市场上，“一旦发现就以假酒论处”。这个真酒也要算假酒的“论处”办法很高明，而且合乎正名的逻辑。市场上没有特供品，这既是市场的属性，也是特供品的属性。

　　真正的市场体制没有“特供”的位置，“特供”这种东西也非为市场而存在。市场上有了“特供品”，于市场和“特供”，就都不算“得其所哉”。所以，市场上有了特供品，不管品质是真是假，都必须打上假货标签。这既显得市场体制确立无误，又使“特供”不违其宗旨。市场和“特供”的双轨制，就运转灵便了。

　　在中国，“特供”原本明正言顺。天子、国君或者皇帝要有人“进贡”，这才合乎礼制，而且就是礼制的核心。今天，仍有人对中国古代的“朝贡体制”心驰神往，认为其胸怀气度远超近代国家体系下的世界秩序，并神化其绝非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而是怀柔羁縻，使江湖归于庙堂、夷狄归于王化，仿佛忘了砍杀得江山、猎食胡虏肉正是历史的常备节目。

　　后来，皇帝和“进贡”看起来都是没有的了，但官员按级享有特别的待遇，却也仍然是制度和体统。生活物品上的“特供”，乃至有没有资格“批判地阅读”《金瓶梅》之类的“精神特供”，也搞得井然有序。大米、豆腐、烟酒、食糖、西瓜、蔬果、瓷器乃至“大字本图书”、“内部电影”等等，无不在供应清单之内。

　　我还记得，1989年有很正规的“决定”，表示“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其中就明确指出，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固定供应点的所有食品一律按市价、按市民定量供应；价格从经营业务接受物价、工商部门的监督。但近几年，人们又在谈论取消特供才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成了特供品，这向来不是一个被承认的事实，却经常在无意间走露了消息，供应者夸耀质量可靠，验货者夸耀工作得力，“特供”字样会泄露出来。茅台对特供、专供的辨析，则坦然承认了特供的存在。

　　特供意味着人的需求依身份而有特别与一般的规格差别。它区分了群体，部分人有特别的需求并要予以特别的满足，于是须确保安全的食品、良好的教育、健全的保障、方便的路径。普通人则只是“也需要”这些而已，能满足便是德政，不能满足就只能怪“发展不够”了。然而，只要人群进行了特供与普供的区分，特供有特别保证，普通人只能“不找市长找市场”，那么“发展不够”就是可以预期的永恒问题。

　　市场上的“特供品”都是假货，认定的逻辑如此。市场上的“特供品”多属假货，从品质上说也大抵属实。不过，市场上的“特供品”更加令人感兴趣的是证实了特供体系在这个社会确实有之。这个体系永远提供稀缺物品，像茅台这样的天价酒是奢侈品，哪怕两块钱一斤的特供菜，在安全性上也是奢侈级别。

　　稀缺品配稀缺品，权力配特供，很登对，这是共同的稀缺性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稀缺得以保持的原因。至于普通人，中国多的就是人，正好用来低劣水平的产销循环，这也是两相匹配的。只是人各有命、分等而治的社会秩序不再能作为道理开讲，使特供不能理直气壮地阐述和推行，还经常需要加以否认，这是美中不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