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伊始，宜宾就被誉为酒乡、酒都。其实，古代宜宾就是酒的故乡，是中国酒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宜宾酿酒始于新石器时代，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宜宾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近年来，随着我市将酒类食品产业提升到一号产业的高度来打造，酒类产业对宜宾地方财政的贡献率达70%以上，酒已然融入了这个城市的血脉之中。但是，孕育了国之瑰宝五粮液，也孕育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酒——红楼梦酒等美酒的万里长江第一城。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宜宾对自身酒文化史的研究却显得滞后，一直尚无一本宜宾酒文化史，直到凌受勋教授的《宜宾酒文化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的问世，才终于打破了这一尴尬局面。
凌教授对宜宾酒文化的研究，非常执著与坚守，《宜宾酒文化史》就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晶。作者始终站在宜宾酒文化研究的前沿，采用了学界*新成果，从向家坝叫花岩出土距今已4500—5000年的酒杯开始的宜宾酒文化，历经先秦至现代，各朝代无一或缺，从中可以看出酒都宜宾从窨酒、重酿酒、小曲酒、大曲酒，到现代红楼梦酒、五粮液发展的全过程，尤以宋、明、清、民国部分的内容*为详实。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不是编撰，更不是剪接与拼贴，而是创新，全是从考古、调查和大量史料中潜心研究所得。
《宜宾酒文化史》有如下三个特色：
一、视野开阔，在广阔的背景下展开酒文化研究
凌先生对酒文化的研究，不止于酒、局限于酒，而是在宜宾文化的宏阔背景之下进行的。《宜宾酒文化史》的表现手法，有如电视记录片《再说长江》，该片以再次话说长江为主，兼及长江周边市镇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人文地理、风土人情等等，《宜宾酒文化史》则以宜宾酒业发展史为主，兼论与酒业发展相关联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交通、少数民族等等，研究了宜宾酒文化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土壤，以史为主，史论结合，简直就是一部宜宾的经济史、文化史、民俗史、交通史、少数民族关系史。
比如，作者在考察了僰道和僰人、僰人悬棺之谜、僰人岩画的破解之后，才写出《窨酒：“僰人”祭祀的产物》，阐释僰人与酒关系这一论文。再如，作者从秦汉王朝对僰道的开发入手，运用考古发现的汉代出土酒文物，揭示了汉代僰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酒文化发展的基础。要做到视野开阔，作者必须读书万卷，行万里路，做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所以，凌教授除了读正史之外，还阅读了大量的地方史志及其他方面的资料，披沙拣金，为我所用；特别是他参加了岷江地域人文生态调查和糟坊头考古的全过程，十分辛苦，对他撰写宜宾酒文化史帮助很大，他由此写出了一系列极有分量的论文，并形成了“岷江地域是中国酒都宜宾酒文化的摇篮”的独到见解。
二、尊重史实，用史料支撑论点
客观主义史学代表兰克认为：“史学家的*高职责是按事件实际发生的那样来叙述历史。”凌先生就是这样做的。
《宜宾酒文化史》可谓做到事事有来历，字字有出处，不靠想象神聊，更不胡编乱造。比如，该书第二章《从考古发现看宜宾酿酒的发生》中写道：“叫化岩遗址位于屏山县楼东乡田坝村七组，地处金沙江北岸的一级台地之上，分布面积2000平方米。其中，第4层地层堆积包含有夹砂灰黑陶片、花边口沿罐口沿等，为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物。”“在叫化岩遗址里面，发现一个与道路交通也与酒文化有关的红褐色的小陶杯……这就是当时的酒器。是目前宜宾出土文物中*古老的酒具，是支撑酒都宜宾有4500年至5000年酒文化史的实物证据。”叙述详实细致，让人如临其境，如见其物，真实可信。
三、填补空白，纠正前说与新见迭出
学术论文与其他文章写作的*大区别，它不是言志、抒情，而是进行学术研究、创造学问。而创造学问的具体表现则是在他所研究的领域内，填补空白、纠正前说或提出新见，这也是做学问的*高境界，可喜的是，这三点该书都做到了。比如，凌先生引用虞集的《道园学古录陈夫人墓志》等史料和《马可波罗游记》中相关纪载证明，“居民以肉、乳、米为粮，用米及*好香料酿酒饮之。”马可波罗所见证明在元代叙州窨酒的酿制技术又有新的发展，即用加入中药的方法来改变酒的品质和颜色。从而填补了宜宾元代无酒文化史的空白。
再如，作者经过严密论证，提出“蒟酱非酒”，否定了元代宋伯仁将蒟酱列为果酒的说法，匡正了宜宾酿酒发端于蒟酱的谬误，进而提出窨酒（醪糟）早于蒟酱，对于正确认识宜宾酿酒的源远流长具有重大价值。并引证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郑玄注《周礼》等，以及从现存的岷江下游民间制作胡豆、大麦酱的工艺中得到证明。只有通过扎实的研究，才能收获如此丰硕的成果。再如，凌教授书中的 《宋代戎州酿酒业的兴旺与酒文化的发展》、《黄庭坚与戎州酒文化》两篇论文，已成为国内研究宋代酿酒和酒文化的经典性论文。
《宜宾酒文化史》构建了宜宾酒文化的基本骨架，史料详实，特色鲜明，厚重深远，是宜宾第一部酒文化史，填补了长期宜宾酒文化无史的空白，也是宜宾酒文化研究集大成之作，因此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