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历史回廊中响彻着对于美酒的礼赞与酬唱，然而酒这种东西集天使与魔鬼的属性于一身，往往也是堕落的根源与犯罪的渊薮。古今中外，一部酒文化的绵延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饮酒犯罪史。

　　今年3月，云南大关法院判决杨胜华2年内不得饮酒，这意味着云南首例真正意义上的“禁酒令”开始实施。去年8月3日的下午，杨胜华喝了3杯泡酒后，开始在大街上寻衅滋事，并发生自残行为，后被法院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杨有期徒刑一年零五个月，缓刑两年。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禁止杨饮酒。（详见本报a17—19版）

　　“禁酒令”作为一种刑罚在云南的破冰，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它意味着因饮酒而犯罪的人，在接受法律对其非法行为进行处罚的同时，也要接受法律对其饮酒生理需要的司法节制。在云南，乃至在中国，这样的“禁酒令”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但相信随着司法实践的成熟，“禁酒令”的法律功能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中国人对酒的热爱程度令人五味杂陈。据称，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爱喝酒的国家，中国人一年喝掉的白酒相当于一个青海湖。沉湎于酒精之中，不仅摧折了自己的身体，而且还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其中*重要的就是酒后犯罪。有资料表明，在中国刑事犯罪，有将近四成的犯罪与饮酒有关，大量的抢劫、强奸、杀人以及其他重大暴力犯罪案件，都是在犯罪分子醉酒状态下发生的。酒精猛于虎，由此可见一斑。

　　长期以来，法律所节制的对象，是醉酒之后的非法行为，而不是醉酒本身。当然近几年来，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2011年，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执行，“禁酒令”制度开始在我国一些地区获得实践，尽管整体上还只是一种萌芽性的刑事处罚措施，但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极其重大的司法信号，即我国针对酒后犯罪的刑事处罚获得一种破冰性的动向——醉酒本身也是罪的一部分。

　　我国早有针对公务人员的禁酒令，但针对全民的禁酒令还从未曾发布过。中国有记载的*早的“禁酒令”可以追溯到夏禹时代。《战国策·魏策二》记载道，“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而后，西汉时期更是明文规定“禁群饮”，处罚相当残酷。

　　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就曾发布全民禁酒令，虽然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被废止，但美国的文明饮酒文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传承。

　　从中国来说，出台全民禁酒令当然是难上加难，必定会遭遇各种掣肘和抵制，甚至完全不可能。但审慎饮酒、拒绝过度饮酒，甚至在法律上将肆无忌惮的豪饮当作一种罪性，却是必要和适切的，其目的就是让我们在酒精面前始终保持清醒，为自己负责，也为社会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