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同事打电话，约我到她的新单位看看，再三奉劝我放下手头的工作，到她那里去拿不错的年薪。这是第几个朋友的第几次呼唤，我不记得了。年薪、年薪的诱惑，着实让人有时在思想上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仿佛在抬头与埋头之间，我进入枝江酒业已十年了。这十年，一直不计得失地勤勤恳恳工作，没有大的理想与目标，只为两个字：感恩。用十年时间以自己的心智与诚实劳动回报*初的承诺，在别人看来，也许是一种愚笨，但对我来说，换来的是心理上的坦然和感恩心结的释放。

　　*失落的时候 *温暖的感动

　　我永远不会忘记，2002年6月24日，我所工作的百里洲棉纺厂宣布破产。破产后的百里洲棉纺厂由原法人代表等几个人合伙买下，甩掉了大量债务，成了民营企业。当原法人代表给我打电话说减掉了办公室主任这个岗位时，我很平静地回答，能够理解，可放下电话我还是忍不住哭了。因为在这个地方工作了七年，许多的情感似乎一时难以割舍。就像长跑的人接到突然吹响的止步令。不久，以前的同事纷纷被通知上班。

　　那几天，我感到特别失落和迷茫，但我并不急于出去找工作，我想静下心来梳理一些事情，所梳理的事情在我的笔下变成了中篇小说《清醒时的疼痛》，含着泪水先后写下近三万字的《下岗日记》。《经理日报》的编辑李羚与我并不认识，她在该报副刊上连载了《清醒时的疼痛》。待我把《下岗日记》的内容用电子邮件发过去的时候，李羚给我回信：“原想等第二天上班后再阅读你的文章，可是我等不到明天上班了，我已先睹为快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关注你的文字，我说不清楚。”李羚编辑的回信，给了我精神上的莫大安慰。也许，正像人们说的那样，生活在这里为你关上一扇门，必会在那里为你打开一扇窗。如果说家是宁静的港湾，写作中的我，心境正好也是宁静的。《下岗日记》后来在《宜昌日报》发了半个版面，我接到许许多多读者的电话，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接到那些关怀的电话时，心情就像开放的花儿，不觉回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一首诗，一首赞美春雨的诗，“像一位失恋的少女在原野上哭泣/她不知道泪水洒过的地方/竞泛出绿色的春意”。如果没有经历过下岗，那首诗也许读不懂，或者，没有领会得那么深刻。

　　走过迷茫与痛苦之后，渐渐有了许多新的领悟。我想这一摞书稿，是下岗给我的回报。我想找一家企业来资助这本书的出版，而我也可以为这家企业做些事来进行补偿。在2003年元月，我给枝江酒业的老总写信，实事求是地讲述了出版书稿《孤洲心语》所遇到的资金困难。时值春节临近，我不知道忙碌的蒋红星董事长是不是能有机会看到我写的信，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理解我是在无助的时候才写出那样的信，因此并不抱太多的希望。凡事随缘吧。还有，如果蒋总真的愿意资助我出书，我也许会因此背上一笔沉重的心债。

　　春节过后，我接到枝江酒业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蔡兵的电话，他约我到公司商谈书稿《孤洲心语》的出版事宜。蔡主任告诉我，蒋总在我的信上作了批示，基本按照我在信中所说的合作方式，即由枝江酒业出资7000元帮我出版文集，我不要报酬给企业打工六个月。按我自己的设想，是到车间去做体力活，也好，正好锻炼自己的韧性。没成想是要我在总经办协助编辑《枝江酒业报》，并每月发给300元生活费。记得那天签订合作协议之后，蔡兵要为我安排住处，我怕给公司增加负担，谢绝了他的好意，在枝江实验小学附近租了一间简陋的房子。我于这一年2月21日到《枝江酒业报》编辑室上班。

　　不声不响写“酒”文

　　一月上稿近百篇

　　当时酒报办公室在公司行政大楼的六楼，办公室里有鲜艳和杨家法。鲜艳曾参与过厂志资料的整理，杨家法虽然年轻，却算得上是公司的老职工了，琴棋书画都能来，多才多艺。对我的到来，他们很热情，说我们这里来了作家，可要好好带我们一把呀。我感受到的是企业职工对文化的尊重和渴求。

　　正是在鲜艳和杨家法的热心介绍和帮助下，我很快熟悉了工作环境，着手写新闻稿件。我在翻阅了枝江酒业的相关资料和大量的行业杂志之后，对枝江酒业的历史文化、发展现状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开始发表属于白酒行业的新闻，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在《中国酒》、《中国酒业》、《华夏酒报》、《糖酒快讯》、《糖烟酒周刊》、《经理日报》、《酒风》、《酒海观潮》等大型刊物上发表新闻及深度分析文章30多篇，并和这些刊物的编辑们成了朋友，他们主动找我约稿，说我的稿件有新视角。客观地说，并非我的稿件有什么新视角，应该是枝江酒业每天发生的变化让人感到有激情，觉得有东西可写。那时候，每发一篇稿子都做了记录，*多的一个月发稿98篇，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到了8月21日，我与枝江酒业的合作期限到了，蔡主任找我，说希望我能留下来，按主管待遇定工资，这也是蒋总的意思。其实，我也很看重枝江酒业的文化氛围和蒋总对各类人才的尊重。于是，我留下来了，一直做到今天。2003年，我、杨家法、王永胜每个人在各级各类报刊发稿都在300篇以上，时任《中国酒》杂志编辑谢海峰称赞我们是枝江酒业新闻宣传的“三剑客”。

　　面对高薪的诱惑

　　有着自己的思考

　　2004年8月，我出差在外，正准备从武汉去黄石，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他说他是南京一家电气公司的，在人民网上看到我的文章，很喜欢我的文风，想聘我到他们公司去工作。我并不诧异，因为现在网络时代，这种现象已很普遍，只是对我来说，还是觉得有些突然。我返回公司后，按照那个打电话的朋友告诉我的网址，查看了他们公司的网站，是一家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我因工作走不开，电话里谢绝了他的好意，不过，没有中断联系，他常打电话，依旧很客气地邀请我到南京工作。

　　2005年“十一”期间，我决定到南京去见见这位执着的网友，单位里临时通知十一期间有接待任务，我不能走远。十月五号，南京朋友打电话问我怎么还没到南京，我只好如实相告。对方不无遗憾地说：“我以为你会来，一直在公司等你，推迟了到北京出差的时间”。说实在的，我心里对这位网上读者充满了歉意。

　　十月十一日，我接到一个到南京参加笔会的邀请，决定请假去参加，顺便也想了却南京之行的心愿。见到这位网上读者才知道他是这家上市公司主管企业宣传策划的副总，他安排人带我参观他们的公司，然后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面对一个合资企业的先进管理和一个诱人的工作岗位，还有不错的薪水，我何尝不想留下来，只是我没有留下来。我所在的企业更需要我们的努力工作来缩小和先进企业的差距。

　　我对网友说：“没想到会遇到你这样优秀的副总”。他说：“感谢人民网让我们有缘相识，我会是你永远的读者，我很喜欢你的朴实清新的文风”。我很感动。后来，那家公司在北京成立了分公司，那个曾任副总的网络朋友去北京的分公司任老总去了。2010年，枝江这边遭暴雨袭击，他在遥远的北京，从电视里看到消息后，还特地打电话问候枝江是否平安。

　　身边也有不少同事不满于现状跳槽了，有的跳到竞争对手那里，有的跳到同行业相同的岗位上。南京之行后，也有本地的企业在我面前亮出高于本岗位多倍的工资，我仍然很坚定的谢绝了。高收入确实是个致命的诱惑，但我想，人不能昧良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句话如果只停留在口头的表达上，那道德就没有底线了。我们活着的意义，工作和生活的意义，除了钱，还有没有价值观呢？

　　守得住清贫 写道德文章

　　许多年以前，读过一篇《他乡卖文记》的文章。没想到多年以后，我成了那篇文章中类似的角色。不同的是，那篇文章中的主角是生活所迫，而我是心怀感恩，我这人天生对数字木然，对文字钟情。这也决定了我的价值取向，在我看来，没有收入高与收入低的区别，只有思想深浅的不同。

　　还在百里洲棉纺厂工作期间，发表了不少关于企业内部改革的理论性文章以及提升棉纺厂在外形象的宣传报道。我的文章是底层视角，不浮躁不做作，编辑们颇为看好。

　　2001年，我的一篇谈企业负担的文章被成都的《经理日报》选中，拟发在7月4日头版头条，并且还要派记者来跟踪采访。恰巧有镇领导来厂里办公，听说后怕稿子发出来损害地方领导的形象，说是要看看，后来又几次打电话催问清样发过来没有。三点二十分，《经理日报》一位叫郑林的记者打过来电话，感谢我提供了这么好的文章！样刊发过来，立即被厂长送到镇政府去了。我在已废弃的纸篓里寻找到草稿，仔细读了一遍，觉得没有得罪哪个领导，只是罗列了一些人们见怪不怪的现象，为厂里沉重的负担犯愁，题为“企业负担，有话要说”，并敦促有关部门说：“只调查不查处，岂能治理！”

　　快要下班的时候，厂长回来了，我关切地问稿子是不是给他惹出了麻烦，厂长淡淡笑了笑说：“没事！文章没有伤害哪个领导，放心吧，没事。”

　　7月6日《经理日报》一到，员工争相抢阅，有的拿出去复印。在醒目的《经理日报》几个红色的行楷下面，是黑体字“企业负担，有话要说”。

　　不少职工说，文章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有一种一吐为快的感觉。可我却轻松不起来。我知道切中时弊的真实报道向来容易惹麻烦。电话中我向郑林说我很后悔写那篇文章，我说我个人得失算不了什么，只是为给厂长带来麻烦而忧虑。郑林说：“大姐，你坚持的是对的，是正义的，你怕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经理日报》发表我那篇文章的前两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发了国务院关于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关于企业负担这样敏感的话题一旦被媒体发表，上面真正查办起来，有关部门及个人恐怕也没有好日子过。人家提心吊胆恨我多事应属情理之中的事。所幸三个月后，百里洲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坚决制止乱摊派，优化棉纺厂外部环境的通知。

　　进入枝江酒业后，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溜须拍马，不哗众取宠，以朴实的文风吸引读者。有人看了枝江酒业取得的骄人业绩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