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才子袁枚,曾开出一份《随园食单》,其中把“山西汾酒”专列一文,写道:既吃烧酒,以狠为佳。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余谓烧酒者,人中之光棍,县中之酷吏也。打擂台,非光棍不可；除盗贼,非酷吏不可；驱风寒、消积滞,非烧酒不可。汾酒之下,山东高粱烧次之……此外如苏州之女贞、福贞、元燥,宣州之豆酒,通州之枣儿红,俱不入流品；至不堪者,扬州之木瓜也,上口便俗。

　　用“狠”来形容酒,独到而传神。一个“狠”字,把汾酒的力道、味道彰显得淋漓尽致。

　　文学与酒,是个说不完的题目。且不说《诗经》三百篇仅写酒就占了三十篇,也不说诗仙、诗圣月下独酌、对酒当歌以及竹林七贤与魏晋风度,单是近代、现代文学也是处处散溢着酒香。而作为清香型白酒的鼻祖——汾酒,更是在各类文学题材中频频亮相。

　　让我们把时间拉得近一点,周作人在他的散文《谈酒》中是这样写的:“因为我很喜欢喝酒而不会喝,所以每逢酒宴我总是第一个醉与脸红的。自从辛酉患病后,医生叫我喝酒以代药饵……黄酒比较的便宜一点,所以觉得时常可以买喝,其实别的酒也未尝不好。自干于我未免过凶一点,我喝了常怕口腔内要起泡,山西的汾酒与北京的莲花白……可喝少许。”

　　在这里,周作人所说的“凶”大概是我们常说的“上头”吧,而汾酒的绵和与纯正,或许正合了这位作家的口味和性情,因此“可喝少许”。

　　不少作家还把汾酒作为他们小说中的情节。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多次提到竹叶青。

　　“冠先生没看菜牌子,而只跟跑堂的嘀咕了两句。一会儿,跑堂的拿上来一个很精致的小拼盘,和一壶烫得恰到好处的竹叶青。

　　抿了一口色香俱美的竹叶青,瑞丰叫了声:‘好!’冠先生似笑不笑地笑了一下:‘先别叫好!等着尝尝我要的菜吧!’

　　‘不辣吧?’瑞丰对自己口腹的忠诚胜过了客气。‘真正的川菜并不辣!请你放心!’冠先生的眼中发出了点知识渊博的光。用嘴唇裹了一点点酒,他咂着滋味说:‘酒烫得还好!’……瑞丰,在吃过几杯竹叶青之后,把一切烦恼都忘掉,而觉得世界像刚吐蕊的花那样美好。”

　　《长河》是沈从文在一九三七年回到湘西,并且在沅水中部一个县城里住了约四个月之后写的一篇随记,是继《边城》的又一部关于湘西人物、风情的名作。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会长,你这个忙人,忙得真紧,我昨天请你吃狗肉也不来!我们一共六个人,一人喝了十二两汾酒,见底干……’”个性化的语言,鲜活了人物的性格,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汾酒在湘西也广受欢迎。

　　地点一下转到了杭州,这是由另一位著名文学家夏衍在他的作品《杭州女人》提到的。

　　“……我没询问他什么,只是按照他的要求下厨弄菜,还从食品橱里取出一瓶人头马和两瓶汾酒,这酒全是朋友送的……我们面对面地坐在餐桌边,屋子里的灯全点亮了,我也喝了一小杯汾酒,可我没喝几口就有点晕了,山子在喝第二杯的时候说,当一个酒鬼也不是什么太难做到的事儿,只是要看你有没有与酒相匹配的心事儿,当然是越迷惘越好。”

　　从这里不难发现,在夏衍的眼中,汾酒是可以和世界名酒“人头马”并驾齐驱的。

　　如果说酒是男人世界中的兴奋剂,那么,当一位女子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酒,说明那酒一定给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位女子就是我国著名作家冰心。

　　她的日记曾记着:“回站已是黄昏,登上专车,静如回家一般的欢喜。稍憩即进城到‘兴华春’晚餐,尝到了汾酒的滋味……”

　　当时光进入当代,酒更成为武侠小说家的一种文化情结,正所谓“无酒不成武”。梁羽生在《七剑下天山》中写道:“两人一杯一杯地豪饮起来,饮了一会儿,不知不觉就喝光三壶竹叶青……”

　　金庸的《笑傲江湖》有这样的描写:令狐冲“一闻到这酒香,便道:‘好啊,这儿有三锅头的陈年汾酒……”

　　……令狐冲接过酒碗,见那酒碧如翡翠,盛在碗中,宛如深不见底,酒香极是醇厚,赞道:‘果是好酒。’喝一口,赞一声:‘好!’一连四口,将半碗酒喝干了。”

　　金庸笔下的饮酒,透露出的是一种英雄之气、豪迈之情,而古龙在他的武侠小说里写到酒时,让人感受到的却是侠骨外的一副诗意柔肠。“沈浪毫不迟疑,取杯一饮而尽,笑道:‘好酒。’老人道:‘这是什么酒,足下可尝得出?’沈浪微微笑道:‘此酒柔中带刚,虽醇而烈,如初矗之北风,严冬之斜阳,不知是否以酒中烈品大麦与竹叶混合而成?’老人拍掌笑道:‘正是如此,相公果然知酒……竹叶青与大麦酒性虽截然不同,但以之掺和而饮,却饮来别有意味。’”此外,在他的另一部小说《欢乐英雄》中对竹叶青也有不俗的解读。

　　一部中国文学史,倘若离开了酒的醇美,也许会寡淡许多。正是因了作家诗人的参与,饮酒才饮出了雅致,饮出了境界,饮出了风情万种,饮出了风光无限。酒文化的精采,实在应该归功于这些文人墨客们。陶安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