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4岁就去上海“学生意”，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打工”。那时无锡人说话就这么婉转动听，一个青少年因生计所逼告别父母，离开家乡出去闯荡，不管干什么工作，都叫“学生意”。父亲学的是厨艺，后来在上海黄浦区一家有名的酒店当了几十年厨师。他只身在外挣钱，养活全家老小，每年都会回来探亲几次，却一直没把家搬去上海。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五里湖边这个小村里，像我家这样有人在外“跑码头”，拿“活钱”回来养家的，左邻右居都要高看一眼了。

　　每一次父亲回来探亲，都是儿女们*开心的日子。父亲带回来上海的奶糖、饼干、蜜枣，还有时髦的衣服；父亲给乡亲们讲述上海的奇闻异事，如黄浦江里有很多外国的大轮船，一条船足足有我们村子这么长、七八层楼那么高，听得村上大人们半信半疑，我和我的小伙伴则都惊呆了，我们只见过五里湖上的木帆船和小火轮；父亲还乐意系上母亲的围裙，到灶间一阵煎炒蒸煮，让全家尝尝他的几个拿手菜。

　　入夏到初秋，五里湖畔万物丰盛，正是我们这群十来岁孩子疯玩的季节。其中足足两个月暑期，我们成天钓鱼，摸虾，夹黄鳝，捉青蛇，得（粘）知了，淴冷浴，别提多开心哦！但这个季节，湿气、暑气、邪气、毒气交集，村上佬小头部、身上，长疖子、长疔疮的很多。1959年盛夏，我头上和脖子长了七八个大疖子，又红又肿，脓包鼓鼓，十分难受。母亲用缝衣针在火中烧过，给我戳穿疖头脓包，挤出脓液，直到有一点血迹渗出，但过一两天，疖子又复发。没办法，母亲带我到五六里外的街上看郎中，只见郎中晃动一把陈旧的小刀，说要开刀，吓得我哇哇直哭。几番折腾，还给我后脑勺留下一小块终身不去的疤痕。

　　第二年端午时节，父亲又从上海回家了，他打开一个纸箱，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只宽口玻璃瓶，只见满满一瓶白酒，浸泡着大半瓶层层叠叠的鱼鳞片，父亲说，这就是鲥鱼鳞。原来，父亲听说鲥鱼鳞泡酒是一帖偏方，医治疖子、疔疮有奇效，就趁春季长江口野生鲥鱼大量上市，托人弄到新鲜鲥鱼鳞，泡了这瓶鱼鳞酒。村上族人的二儿子树良高中毕业，在高考前一个礼拜，突然身上长出大疖子。那时找医生看病要到市区医院，不是件容易的事，树良一家人急得团团转。母亲听说，就叫树良来“试试看”，母亲按照父亲告诉的办法，用筷子捞出鱼鳞片，给树良每个疖子上敷一片鱼鳞，又剪了一块干净布，用橡皮膏贴牢。嘿，真是神奇，只过两三天，树良的疖子消肿了，痊愈了，顺利参加了高考，后来还被一所名牌大学录取了。

　　这事一传十、十传百，连邻村的乡亲都知道“新公公、新婆婆”家有专治毒疖子的“秘方”。原来，我父亲在族内辈分高，父亲和母亲结婚时，同龄人按辈分叫“新公公、新婆婆”，村上老老少少就跟着叫开了，后来变成了对我父母的终身称呼。从那以后，五里湖边几个村子里，哪家佬小长了疖子，就有人说：“到新公公、新婆婆家去看看吧。”每当来人上门求助，不管认得不认得，父亲、母亲，或家里人总是热情接待，无偿为患者医治。父母一世乐意为乡亲做好事，从不收取报酬，不自我宣扬，不期待回报。

　　1962年，父亲从上海退休，因病逝世。但这瓶鱼鳞酒，一直使用到七十年代，保佑着村上和周边乡亲们的平安。

　　现在，五里湖畔的老村子早已没了踪影，变成一片现代化的小区。当我徜徉在这块难忘的地方，时常会碰见与我一样的花甲老人，彼此感到面熟，尽管相互叫不出名字，但对方总会记得我是“新公公”的儿子，还有我们家那瓶鱼鳞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