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馋酒却不酗酒，但偶尔也有喝醉的时候。一次是刚参加工作时，我用自己第一次发的学徒工资，为他打了一桶5升装的散装白酒。那天，他高兴地一气儿喝了小半桶。母亲怕他喝多了，就赶紧把剩下的多半桶酒夺了过去。父亲望着母亲生气的背影，眯着一双醉眼对我说：“儿子，你给爸买酒我真高兴。你信吗？我喝酒可是海量呀。去年单位会餐时，我喝了两暖壶‘散啤’都不带上厕所的，知道为啥？别人喝多了走肾，我喝多了只是腋窝出汗……”父亲平时说话很少，只有喝酒多的时候才话“密”些。

　　第二次父亲醉酒是在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父亲高兴地让我去酒铺给他打了两暖壶散啤和一瓶北京二锅头，还特意炒了几个拿手的好菜与全家人共享。在酒桌上，他跟我们讲起上世纪60年代曾受到过毛主席接见时的情景，并对祖国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充满信心。

　　第三次醉酒是在他退休前。听母亲说，我父亲自从参加工作后，就向党组织写了入党申请书，而且年年工作都是先进。只可惜，解放前夕他曾被迫在国民党傅作义的部队里面当过兵，所以，就一直被排斥在共产党的大门之外。直到他退休之前，单位才解决了他的入党问题。还记得入党宣誓的那天，下班后的他高兴地和单位的同事们一起去饭馆吃晚饭。很晚时，母亲给他单位打电话，问父亲为啥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当得知同他一起喝酒的人都早已到家的消息后，全家人都急了……等我们找到一座大桥下，终于看到喝醉了酒的父亲此刻正在一个水泥桥墩下面酣然大睡。

　　六年前，身患胃癌的父亲就已与酒无缘了。每每逢年过节，全家人在一起聚餐喝酒时，我都会看到饭桌前的他那发呆的眼神，那眼神里似乎充满着对酒的一种渴望……记得有一次，朋友送给我一瓶贵州茅台酒。当我把它拿到父亲家想与家人一起分享时，他悄悄地对我说：“儿子，能给我也倒一小杯尝尝吗？”我知道，父亲一生喜好喝酒，但历来生活简朴的他却从未喝过贵州茅台之类的好酒。我们破例为他倒了一小盅儿。“还是好酒醇香呀！”父亲品着美酒，感叹地说道。那天，虽然他喝的酒很少，但我知道他的心已“醉”了……从那以后，我们跟父亲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约定：每周六聚餐，只许父亲喝一小盅茅台。但数月之后，我发现那剩下的半瓶茅台酒父亲根本就没有喝过。母亲告诉我们：那瓶酒不是你爸不想喝，而是他不舍得喝。每天饭前，他都打开瓶盖闻闻它；他说，等他的病好了，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剩下的半瓶茅台酒……

　　去年七月中旬，与病魔斗争了六年多的父亲去世了。在整理他老人家的遗物时，那半瓶贵州茅台酒被我拿回了家并摆放在酒柜里，成为我永久的珍藏和回忆……李庭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