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好饮，张充和助兴雅集诗酒花香蜀中行，他周围的诸多文人雅士也皆是杜康之徒，成都许多酒肆餐馆都留下过他与友人把盏临觞的身影。老南门的枕江楼、西御街的王胖鸭、至德元、矮子斋，这些当年成都的老字号餐馆他没少光顾过，更无须说青石桥的吴抄手、总府街的赖汤圆、郭醪糟这些小吃店了。
某一日，张充和助兴雅集诗酒花香蜀中行，诗人卞之琳与朋友张充和小姐来到一个叫不醉无归小酒楼赴宴，联翩而至的尚有何其芳和方敬等人，做东的是朱光潜。卞之琳是朱光潜的密友，朱光潜知道他苦苦暗恋着张充和，而张彼时刚游历到成都，二人难得一见，朱光潜自然是要撮合一番的，再加之又闻听张充和是一位才女，于书法，昆曲颇有染指，也欲趁机见识一二。席间，朱光潜招呼店小二拿来成都特产全兴大曲，杯盏回环之际，便有人怂恿张充和以昆曲助兴。一时间，一曲婉转有致的《牡丹亭》曼妙而至，平添了几多兴致，几多酣畅。有人乘兴评说道：“张小姐嗓音甜美，而全兴大曲好像有点苦。”朱光潜听了不觉莞尔，他纠正说：“有点苦味儿才是好酒，酒的品位是苦为上，酸次之，甜*下，这是酒经，这样的好酒我们安徽是没有的，北京也不易得，大家要不醉无归哟。”
不醉无归是那店名，张充和助兴雅集诗酒花香蜀中行，在这里说出来自然是戏谑之辞，以朱光潜的性格，他也不会纵情恣肆。平日里，他是难得让人看出他内心深处奔放一面的，他的诗心放置是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而不是醉酒捉月的李太白。从年轻时代开始，朱光潜便信奉“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 的信条，后来研究克罗齐哲学，又对美的“直觉”有了深刻的感受。或许，他的嗜酒是在鼓舞自己的生命元气、感受生命之美，但他却能够把握住滑至滥觞与颓废的度。早在春晖中学与上海立达中学任教的时候，他便爱上了酒。在那里，他也刚好遇见了丰子恺、叶圣陶等瘾君子，几个人经常于夜晚聊天喝酒。几颗花生米、几块豆腐干，再打几斤黄酒，便是他的酒生涯。那时节他还没有完全看见自己的前途，身上还背负了一桩父母之命的旧式婚姻，但他却从未喝醉过。
且将酒盏压金戈
1940年10月19日，张充和助兴雅集诗酒花香蜀中行，叶圣陶来到乐山，这一天恰好是朱光潜43岁生日，这样的日子当然是要喝一台的。朱光潜还邀约了陈源等一起聚餐。他兴致勃勃打开了一瓶保存了近10年的法国白兰地，欧洲风味难得在古嘉州缓缓流淌。不过四人皆是善饮之士，区区一瓶酒也就只供浅斟低酌了。另一次，同样喜酒的作家肖军来到乐山拜会他，叶圣陶也不请自到加入进来，除去谈论文学，三人美美地过了一番酒瘾。他的老朋友、画家丰子恺有一次在乐山举办画展，朱光潜请儒学大师马一浮一同观展，之后他设宴款待，席间也自是少不了美酒，三人酒量都足够大，一番酣畅之后，马一浮留下了“身在他乡梦故乡，故乡今已是他乡。画师酒后应回首，世相无常画有常”的诗句为丰子恺助兴。
在乐山时，朱光潜基本摆脱了行政的烦扰，他的空闲时间多了起来，还经常往来于重庆、成都等地方。每当他去成都办事，便总会去找老朋友聚饮。这些文人达士可列出一长串名单。徐中舒、叶圣陶、刘永济、程千帆、叶麐、蒙文通、顾颉刚、罗念生、吴宓、朱自清、钱穆等人都曾是座上客。他的酒名恐怕也不小，还逾越了文人这个小圈子，有一次冯玉祥将军听说他在成都，便邀请他与朱自清等人前往吃酒。
古典词学家刘永济深得朱光潜的推崇，认为他的词“兼采北宋以来大词家之长，洗净铅华，深秀在骨……当世词人，无出其右者”。他在奉和刘的词作中，也有“新诗改罢自长吟，近来风味醇于酒”字句。在他游历四川不多的吟咏中，再一次隐匿着酒的踪迹。还是在那一年的农历新春，成都文化名流李劼人邀约了一场雅集，做客的有不少客寓成都的大文人、大教授，同时这些人也大都是酒量生猛之人，朱光潜与刘永济也为在邀之列。那一次，他们在李劼人的成都郊外别墅“菱窠”，经历了一次美妙的诗酒之会。席间，刘永济因为身体不适不能喝酒，众人便罚刘作词助兴。朱光潜没有看错，刘的诗才的确了得。一巡酒之后，他已经有三阙《浣溪沙》朗声而出，其中赞叹诸君的酒量：“喜君豪饮全轮囫”又羡慕诸位的快活：“我看人醉已陶然”，而*后一句“且将酒盏压金戈”*为绝妙，道出了大家共同的境遇，也与朱光潜在四川流寓生涯中“左冲右突” 之后的“逍遥”有着几多的肖似。
两次与陈立夫较量
1938年岁末，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加强国民党对大学的操控，任命原中国驻德国大使程天放为四川大学校长。这一任命没有任何先兆，代理校长张颐尚在按部就班地主持着川大的运作，在报上闻听此讯，顿感茫然而突兀。作为校长的有力副手，又受到知遇之恩的朱光潜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当即拔剑相助，迅速联络了众多教授，展开了一系列的拒程行动，成为这次风潮的领袖。
任命消息在报上发布不久，朱光潜便立即起草了一份抗议电报，他与理学院院长魏时珍、农学院院长董时进联合致电重庆行营主任张群，想赶在当局正式任命之前挽回局面。电报言简意赅地说道：“川大校长于学期中途无故变动，校务进行极感困难，校内群情惑然，拟请我公顾念桑梓，婉致当轴，暂缓明令发表，用维教育，而息流言。”然后，朱光潜又主持了在川大致公堂召开的全校教师大会，并由朱光潜写就了一篇川大教师的公开宣言，共有56位教授签名表示支持。但是事态并未按照他们的意愿变化，民国政府教育部的正式任命公文不久即函达成都，朱光潜再次召集80余名教师聚集文殊院商讨对策。会上，朱光潜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在他的提议之下，*后一致决定于该年12月23日起罢教。罢教宣言仍由朱光潜起草，他用幼年时操就的文言体连夜写就，以《国立四川大学教授罢教宣言》为题发表于《新民报》成都版。宣言措辞强硬，斥责当局”不明体制，蔑视教授人格，同人认为此学术界莫大耻辱。自本日起，不再到校任课”。23日“上午八点钟第一节课时，各教室仍如往常一样坐满了学生，但各科教授进教室后，并不讲课，只将《罢教宣言》散发给学生即无言而退，学生亦无言各自散去。”
那一天，或许是朱光潜41岁生涯中*心绪难平的一天。在此前的生活中，除了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由于不满教师的低劣水准，他给有关当局写过一封信表达自己的不满以及在香港大学参加过一次罢课行动外，身处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始终是一位安静而本分的读书人。与他接触过的朋友大都评价他性格内倾，与人相处总能善解人意，很少与人面对面争锋、争胜。但是这一次，这位安静的书生一反常态，他骨子里面深藏着的倔强性格，以及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血液都同时向外贲张了。在风潮中他不仅是领袖，还亲自拟写了大部分的抗议电文，言辞之激烈，文笔之犀利，满纸都充溢着不可凌辱之气。
这件事情*终以他离开川大而告终，但是冤家路窄，后来他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时又一次与陈立夫和程天放有过一番较量。那是1940年上半年的事情，当时武汉大学寄寓乐山，校长王星拱是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学术独立，办学以无为而治为理想，这样的思想无疑与朱光潜非常接近。当时，由于王星拱对武汉大学参加学生运动的人不时地加以保护，引起了陈立夫的警惕，他欲再一次派他的得力干将程天放主持武大校务，但是这一次陈立夫没能成功。朱光潜再一次领导了“拒程”行动，他联合叶圣陶等武大教授奋起抗争，以至于陈立夫亲自来到学校欲召开师生大会时，会场上冷冷清清，团结一致的武汉大学师生给予了陈立夫有力一击，*终王星拱留任。之后，朱光潜因为两次领导风潮，他的影响力让陈立夫刮目相看，为笼络朱光潜，陈立夫接受王星拱的推荐，安排他作了武大的教务长。
对朱光潜而言，武大教务长一职或许并非他的初衷。当年他愤然离开川大的时候，其实原本有着另一条路在等着他。这条路不是通往乐山，而是通往另一条洋溢着红色希望的路，目的地是革命圣地延安。然而希望却阴差阳错地从他的身边溜走了。
大约在1938年的秋天，已经对国民党感到极度失望的朱光潜曾经向左翼文人卞之琳、何其芳、沙汀等人谈起过欲去延安的想法。他的意向很快便传至了延安，当时在延安的中共文化官员周扬表示欢迎他，并给朱光潜写了一封信函，但是这封信却来晚了，信件寄到成都时，朱光潜已到了乐山武汉大学执教。后来信函转到了乐山，朱光潜看过之后给周扬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说：
“假如它早到一个月，此刻我也许不在嘉定而到了延安和你们在一块了。”雷文景崔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