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根源上说，中国也使用过角杯，但是自从青铜文化兴起以后，角杯就从主流社会生活中消失了。但是，到了唐朝时期又突然出现一种角杯类酒器，令人深思不已。笔者在一位唐代金银器收藏家手中看见一件联珠纹羚羊角银杯，爱不释手，并想到了角杯的来龙去脉。
唐代是一个盛行饮酒的时代，当时不仅留下许多瓷器类酒器，还出现大量金银酒器，包括煮酒类、贮酒类、饮酒类和罚酒类等四大类酒器。例如，陕西西安南郊唐墓出土一件唐三彩象牙首杯，象鼻子上卷成为把手。其实这类仿制角杯的唐三彩角杯很多，如陕西博物馆收藏的三彩龙首杯、河南郑州后庄王唐墓出土的三彩孔雀杯、洛阳苗湾出土的唐三彩龙杯、河北沧县前营村唐墓出土的三彩龙首杯、甘肃宁县唐墓出土的三彩鸭形杯等。
如果仔细划分，角形杯是可划分类型的，基本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平式角杯。该角杯基本保留了羊角的形制，是没有底座的，一般由手持之，不用时以绳拴系，可挂在一定的地方。如马王堆的木犀牛角杯、粟特人饮酒的角杯、何家村出土的玛瑙兽首杯、李寿墓的角杯、片治肯特壁画上的羚羊角杯等。应该说此类酒杯保留了较多的原始形式，更适合游牧民族使用。
另一种为立式角杯。该角杯包括两部分：上部为角杯，呈立状；下为座，或者由角杯底部雕成，或者在角杯下安一座，使角杯可以稳定置于地上或桌上。如联珠纹羚羊角杯、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银制“来通”、西安南郊出土的唐三彩象牙首杯等均是。
从两种类型的形制比较分析，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是角形杯，但有一定差别。前者基本保留了畜角形状，或者有一定变异，但基本平放，不能立置，常系绳索提拿，适合游居生活使用。后者除保留角杯形态外，下部都有一座，或雕或装，使角杯能立起来，平稳置于一定的地方，这一点适合稳定的定居生活，可能更适合农耕定居生活的需要。很明显，后者较前者进步。
酒器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在远古的时代并没有酒，也没有酒器。人类发明酒以后，*初的酒是一种发酵食品。随着人类酿酒技术的进步、饮酒水平的提高、工艺的变化，改变了酒、糟混杂的状态，出现了没有糟的液体，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酒。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依然可以沿用碗、钵之外，还出现了专门的饮酒器皿，其中角形器、竹筒也被派上用场。
龙山文化虽然没有发现牛角杯，但已经有成套的酒器，有陶盉、陶碗、陶杯等饮酒器。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酒器也不少，有平底杯、圈足杯、高圈足杯、高柄杯、曲腹杯、觯形杯等。商周时期饮酒器还有陶质的，也有青铜类饮酒器，有觚、觯、杯等。此外还有一种兕觥，就是仿牛角杯来的。
覆面起于羞耻观念
在我国文献记载中，有不少覆面的记录；在考古工作中，也经常碰到覆面实物。该物是葬礼中为死者蒙面的遗物，有纺织物、金属制品，起初称幎目，后来称覆面、面衣。但是这种葬俗是怎么发生的？在历史上有什么变化？覆面与实用的帷冠有什么区别？都是应该回答的历史课题，对探索考古发现的覆面也有一定帮助。
在古代文书中，有“幎目”、“覆面”、“面衣”诸称，当代学者也多用之，究竟哪种名称正确呢？学界一般认为覆面始于春秋末年的吴王夫差，高承《事物纪原》卷九“面帛” 条：“今人死以方帛覆面者，《吕氏春秋》曰：夫差诛子胥，数年越报吴，残其国，夫差将死，曰：‘死者如其有知也，吾何面目以见子胥于地下？’乃为幎以冒面而死，此其始也。《风俗通》曰：‘吴王羞见子胥，以帛幕面而死，故后人因之制面衣。’《说苑》亦曰：越袭吴，吴王将死，曰：‘吾不用子胥之言，至于此，死者有知，吾何面以见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死。”以上记载说明，我国覆面起源于春秋末年吴地，当起于羞耻观念，当时称此俗为“覆面”。但是这只是传说而已，事实上覆面起源较早，名称也有异。
《仪礼· 士丧礼》：“幎目，用缁，方尺二寸， 里；著，组系。”由此可知，幎目仅“方尺二寸”，只盖上死者面部，缁为黑帛，里子用红绢，中间为絮，四角有带子，可拴在死者头后边。《仪礼》为春秋时的礼制汇编，说明在战国以前已经有为死者蒙面的习俗了，当时称“幎目”。至于说幎目俗称蒙眼罩也不确切，因为幎目较大，远不止于蒙目，也把死者面部都蒙上了，所以称为覆面较准确。事实上在魏晋以后普遍称为覆面。
在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引《吕氏春秋》所讲的夫差死后覆面的故事，在考古中也有发现，如乾陵刘浚夫妇墓志上也称“临绝之际，叹曰：‘古有失行者，耻见亡灵，所以用物覆面，后人相习，莫能悟之。吾内省无违，念革所弊。子孙敬遵遗训。’”这些史料都说明覆面起于羞耻观念。其实，人类的羞耻观念是晚起的，正如前面引文所述，覆面远远早于战国时代，在史前时代已经有面具出土。尽管当时的面具不全是覆面，但与死人覆面信仰有关。
*初的覆面，应该是一块麻布、一块丝绸、一块羊皮或一块树皮。古代楼兰美女死后就覆盖一块羊皮。《水浒传》讲武大郎死后则以“白绢盖了脸”。考古发掘的覆面应该是比较进步的形式。不过，唐代人在鬼故事中，都说鬼是有面具的，即佩戴覆面，这类记载很多。
我国*原始的覆面，应该是实用的、植物质的，如树皮、树叶、麻布、丝织品等。但由于植物容易腐烂，很难在考古工作中发现。但是史前时代已经有玉面具、陶面具，大小不一，当时使用覆面也是可以理解的。进入文明时代，商周的富人已经用青铜铸造面具，在洛阳、侯马和三门峡虢国墓还出土过缀玉覆面，就是覆盖在死者脸上的。在甘肃武威磨咀子48号汉墓女尸头部已发现了丝绸面罩，内有丝絮。自魏晋到唐代，先后出现的覆面基本上有四种形制。
原始马镫 吃酒不吃菜，骑马不穿鞋
骑马需要上下，鞍镫是不可缺少的。我国远在4000年前已有马，但是马镫出现甚晚。学术界公认马镫*早起源于中国，出现于公元4世纪。但是我国有悠久的养马历史，战国时期已应用骑兵，这是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事，经历了七个世纪，其间骑兵没有马镫怎么战斗呢？这是令人深思的。
从文献上看，欧洲在6 世纪才使用马镫，中国早在4 世纪已应用马镫，那么，战国、秦汉时期的骑兵是不用马镫的骑兵吗？从情理上是说不过去的。我们认为马镫的出现，不会像文献所说的那么晚，即使不是金属马镫，也会应用一种比较原始的马镫，这一点在民族学和考古学资料中都能找到佐证。
在川滇山区流行的马镫，都是比较原始的，形制简陋，基本有三种形式：
绳套式马镫。在彝族、纳西族、摩梭人、普米族、西番人的马鞍鞍桥两侧，分别各拴一绳，绳下结一绳套。上马时，先把左脚尖伸在绳套内，然后扶鞍上马。行走时，利用这种绳套式马镫，起平衡作用。
吊板式马镫。该镫也流行于上述民族地区，结构与绳套式马镫一样，也在鞍桥两侧各拴一绳，绳下分为两股，两股绳下横拴一木板或木棍，作为上马、骑马的工具。
钩形木马镫。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居住的彝族，有一种全木质的马镫，它是由一块木料挖制的，上部呈帽盖状，下为c 形镫，在帽形盖下有一横隔，隔上下穿孔，系以绳索，上由皮带拴在马鞍鞍桥两侧。骑马时，脚尖伸入其中。这种马镫都是赤脚使用，彝族有句谚语：“吃酒不吃菜，骑马不穿鞋。”所以钩形木马镫很窄小，适合赤脚使用。
1995 年6 月初，笔者在昆明参观了“云南青铜器展览”。在观看晋宁石寨陕西汉中期墓葬出土的一件贮贝器上的战争场面模型时，其中有一位战将，戴盔披甲，身佩短剑，右手握矛，左手持缰。在该马鞍前沿两侧各拴一绳，绳下垂在马腹，绳头各拴一套，脚拇指伸入其中，并蹬向马腹前部。这是公元2世纪末的青铜贮贝器。笔者当时为之心动，心想：“这不是我寻找已久的原始马镫嘛。”
过了两个多月，收到好友寄来的《滇文化》书稿，其中有大量照片和黑白线图，好几幅都有原始马镫的形象，大体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是绳套式马镫，如青铜器上的骑马猎头图、滇人文身图、越人骑马图、骑跨镫图图像上，都有绳套式的马镫，而且为双镫，其形制与我们在川滇地区所见到的绳套式马镫如出一辙，彼此可以互证。
另一种是木板式马镫，如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贮贝器盖上有一匹马，马鞍前边两侧也各拴一绳，绳下分为两股，各拴一长形木板，以木板为踏板，可称为木板式马镫。该马镫与川滇民族地区的木板式或木棍式马镫相仿，说明自古至今，我国西南地区一直流行上述马镫。
以上两种原始马镫的确认，从考古学角度找到的实物证据，与民族学所提供的“活化石”共同揭示了原始马镫的存在。首先，在金属马镫产生以前，曾流行过非金属的马镫，或称骑马踏具，其形式有绳套式、木板式、钩形式，多种多样。其次，过去认为马镫产生于公元4 世纪的西晋时期，云南的考古事实说明，在汉代晋宁石寨青铜文化，甚至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战国青铜器上已有了原始马镫形象，其年代在公元前2 世纪，因此，我国马镫的出现时间，可上溯五个世纪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