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马古墓未发现任何反映突厥草原游牧文化的狼祖、狼徽和金狼头，与突厥图腾不一致，这里反而出现了一件通体镶嵌红玛瑙的带虎形柄的金杯。

　　这只金杯不仅外观美丽，也表达了波马古墓所属部族对审美的追求，有一种游离于规定法则之上的浪漫美。金光灿灿之中，红玛瑙闪耀其间，布满杯体的菱格，将玛瑙分割安置得十分妥帖。鼓肚侈口的金杯，再配合一只两耳竖立、四肢雄健、腰身细长的猛虎作为杯柄，警觉、勇猛、敏捷地“灿烂感性”，使这件器物达到了完美的艺术境界。

　　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林英在其《新疆波马出土的虎柄金杯中的拜占庭因素》一文中，将注意力集中到虎柄上，并将目光引向了西方。林英由这只金杯联想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酒神驾车四处流浪时，他的坐骑就是虎豹，每当酒神狂欢饮酒时，虎豹们总是趴在酒器的边缘上痛饮，久而久之，它们的形象便与酒器结合在一起，幻化成了酒器的手柄。

　　南香红在《众神栖落新疆》指出：“如果说镶嵌红玛瑙的虎柄金杯有明显的希腊罗马文化的痕迹，那么波马墓中出土的丝织品却秉承着东方的传统。其中的代表便是‘缀金珠绣’，红色的菱纹绮上用黄金制成的金泡连缀成圆圈，圆圈内再用金泡组成四瓣花，里面再丝绣出忍冬叶纹，再缀上珍珠。其做工的复杂和所用材料的豪华可谓登峰造极。中国古代文献中曾记载一种称为‘珠服’、‘珠襦’的面料，但几乎没有人见过它究竟是什么样，波马古墓中出土的‘缀金珠绣’让人大开眼界。但是显然‘缀金珠绣’并不完全是中国货，它已经是在中国原料的基础上加上了西方的文化因素，因为那卷曲的忍冬叶纹并不是中国的织物纹样，它的来源在西方。”

　　波马古墓的部落归属与活动时代，至今尚无清晰答案，作者以为考古学家们不妨从塞人身上找找线索。

　　西汉初年，许多塞族部落在月氏压力下，越过天山向今帕米尔地区逃亡，但也有部分塞人留在原地，成为月氏臣属，后来月氏人又败于乌孙，留在天山以北地区的塞人复成为乌孙的属民。

　　数十年来，哈萨克斯坦和我国新疆北部出土了许多塞族金器。这些金器一般以金箔锤锻而成，以动物造型为多。塞族是一个有很高文化程度的民族，能工巧匠颇多，波马金银器莫非出自他们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