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的“芳林”

　　看过电视剧《博弈》的朋友一定还记得剧中的卧龙酒精厂，它的原型正是原河南南阳芳林酒精厂。这部电视剧以其独特的视角向我们展现了在特殊时期，我党一边进行激烈的革命斗争，一边紧抓生产经济的发展的故事，而酿酒业就是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渐渐发展壮大。

　　红泥湾镇新泉村的田间，竖着一个古老破旧的门楼，这便是“芳林酒精厂”的旧址。1940年1月,在中共豫西南地委的支持下, 邰士芳和邵士林共同筹建了“芳林酒精厂”。据芳林厂史《芳林春秋》记载，1940年，开办芳林酒精厂的全部股金是29500元，邰士芳兄长邰士林投入10000元。第一批进厂的工人多是党员和外围积极分子，试车生产初期，日产酒精就达600斤，之后，生产能力不断提高，1943年日产酒精高达3000斤。

　　抗战期间，邰士芳与其兄购买了一大批武器弹药，成立了南阳抗敌自卫军第三纵队，他们靠着各方群众的支持以及对地形熟悉的优势，多次成功袭击路过的日军军车，破坏日军的通讯线路，捣毁多个日军据点。也正是由于第三纵队的存在，日伪军不敢轻易到宛东活动，这个地方的日伪政权始终都没有建立起来。后来，芳林酒精厂工人武装骨干还成立了南阳独立营，聚歼了两个民国民党地方团队。

　　在抗战*艰苦的时刻，芳林酒精厂不仅给战争提供了大批军需供给、活动经费，还隐蔽和输送了一批革命骨干，组织了一支工人武装，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物质贡献。1949年3月，在两兄弟的多次要求下，芳林酒精厂由私营改为公营，更名为“南阳酒精厂”，而今日的芳林已成为年收入60亿元的大型国有企业—河南天冠企业集团。但无论名字怎么改，当年抗战留下的“红色”精神却从未改变，依然是目前国内存续*完整、*具代表性的“红色企业”。

　　藏在村庄中的“血源”

　　滇黔公路沿线，立着一座历经风霜的村庄—阿依村，村民们以种植水稻和包谷为生，生活安逸恬淡。这个看似普通安静的村庄，在抗战时期却是一条重要的“生命线”，一直将军需液体燃料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云南各地，用自己的力量支持着抗战。

　　1931年，抗战全面爆发，政治、军事中心逐渐向西南转移，加之西南各省又多以公路运输为主，因此对能源的需求量迅速增长，在当时，燃料只能依靠进口来保证供给。滇缅公路的中断，导致油料运输只能依靠“驼峰航线”，而飞机的小运输量，不仅无法满足军需，甚至连民用油都闹起油荒，而那个时候的汽油与血是一样的珍贵。因此动力酒精的消耗便不停的增长，为了能更快的生产出大量动力酒精，云南酒精厂应运而生。

　　经过反复考察研究，大板桥阿依村，周围有大量的水稻和包谷田地，这无疑为村庄披上了一层天然“保护衣”，可以更容易的躲避日本飞机，而这些原材料又可以直接利用来制造酒精，因此云南酒精厂的*佳选址敲定，当时酒精厂的大门离公路仅有100余米，非常方便货车拉进原料和拉出酒精。

　　据史料显示，云南酒精厂以生产浓度在96%以上的动力燃料酒精为主，年产量约在30万加仑左右，主要提供给当时的驻昆军事机关，美军驻华陆军供应处、航空委员会、驻昆兵工厂、滇缅公路局等单位是当时用量*大的单位。抗战胜利后，国外石油制品的输入渐渐恢复，动力酒精的必要性慢慢降低，一些民营酒精厂也逐渐关闭或转产，结束历史使命的云南酒精厂移交省营。

　　解放后，云南酒精厂历经医院与小学的变革，*终没有逃脱被拆除的命运，厂里所有房屋都被改建成学校住房和教室，遗址已经失去原先的样子。但它对当年革命作出的贡献无法磨灭，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不断的出产动力酒精，保障了战时能源供应也解决了燃料匮乏的危机，没有让战时交通陷入瘫痪，为抗战的*后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甘蔗也能造酒抗战

　　魏岩寿，中国第一代微生物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应用化学家，曾兼任设东亚*大酒精厂“中国酒精厂”总工程师。上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他在内江创建了四川第一座大型现代化酒精厂，四川酒精厂。在上海时他曾试验用甘薯生产酒精，喜获成功，后又根据四川盛产甘蔗的特点，用甘蔗榨汁后产生的副产品—糖蜜提取酒精代替汽油，成为中国以甘蔗制造酒精的第一人。

　　四川酒精厂的建立，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连续生产高质量、高浓度酒精，对当时还完全处于手工作坊酿酒制糖的西南地区，无疑是一次重大的突破，不仅解决了战时的燃料需求，还解决了战时疗伤和化学实验所需的酒精问题。

　　抗战时期的四川酒精厂是一个风向标，起着示范性的作用，在内江，形成了一个以它为中心的酒精生产基地，仅沱江流域就有23家规模很大的酒精厂，日产量高达上百吨。1942年到1944年间，四川酒精厂生产的酒精数量占整个资源委员会提供给抗战所需酒精的13.8%。

　　红色酒厂大生产

　　离成都市西郊百花潭一公里左右的地方，在1938年至1945年间，曾屹立着一座厂房，一年四季不停歇地生产抗战所需之液体燃料—酒精，这便是“华光酒精厂”。抗战期间，华光只是一个为众人所知的普通酒精厂，然而对于它的“红色”背景却少有人知。其实，它是由中共中央长江局直接领导并拨款创建、由共产党员经营管理的一个红色工厂。

　　抗战期间，汽油等军用物资奇缺，发展液体燃料很有前途，又考虑到战争的需要，中共四川省工委花费四五千大洋决定办酒精厂，厂址就设在五块石梅家祠（现四川省社科院附近），命名为“华光酒精厂”，直接以白酒为原料，经蒸馏生产燃料酒精。

　　在工厂经营期间，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两次重建，加之管理不善，酒厂的经营十分困难，多次濒临倒闭，但*终都坚持下来，因为这个酒精厂既是我党地下工作的经济保证，也是我党地下活动的重要据点，便于党内同志接头、交换情报等，也便于躲避敌人的追捕。

　　绍兴“黄酒”遭重挫

　　绍兴，以盛产黄酒闻名，但日军的侵略导致绍兴酒遭受重创，据 “善元泰”酒坊的传承人介绍，当年日军在扫荡时，“善元泰”珍藏多年的黄酒几乎被洗劫一空，工人们也四处逃散，酒坊元气大伤，再加上连年战祸，民不聊生，上世纪40年代末，酒坊终因无力经营而关张。

　　日军的侵略不仅搞垮了“善元泰”，其他酒坊也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侵害。1938年冬，两支装满八九千坛绍兴酒的“沈永和”酒坊船队，一支在金华婺江被日机炸翻，所有的酒都沉入江底，另一支在绍兴龙尾山遭抢，洗劫一空。而1939年6月15日上午，日飞机空袭绍兴，“沈永和”酒库被炸成一片废墟，此次损失更为惨重，至此，“沈永和”一蹶不振，酒坊也无力继续生产。

　　除了绍兴当地受到大规模损害外，由于抗战期间，运输线被斩断，当时的铁路、公路运输都不发达，因此全靠水运，京杭大运河却被日本人所把持全线封锁，期间，绍兴黄酒无法打开市场，也丢失了向北延伸的机会，这对绍兴黄酒“北上”销售的梦想产生重大影响，绍兴的酒坊也因此一蹶不振。能喝到绍兴酒便成了一种奢望。

　　阎锡山以酒为川军壮行

　　作为一个山西人，阎锡山和汾酒对笔者来说都不陌生，而他们二者之间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阎锡山，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历任山西省都督、督军、省长。说到汾酒，他可谓是功不可没，他拉动了汾酒成长，也造就了它30年的辉煌。而*引以为傲的是，他还下令生产抗战用酒，晋裕汾酒也因此成了*早的军队专供酒。

　　1930年“阎冯倒蒋”中原大战时，阎锡山就用晋裕汾酒犒赏晋军，在当时的寒冬季节，其他的酒运到前线后都因酒质不佳而结冰，只有晋裕汾酒划根火柴就能点着。1937年太原会战前夕，阎锡山又用晋裕汾酒招待川军将领邓锡侯与孙震，为出川支援山西抗战的川军将士壮行。抗战期间，他更是将晋裕汾酒作为抗战用酒，还特意抽调士兵们协助晋裕公司大量生产“抗日到底、慰劳将士”特制酒一直到抗战胜利，使晋裕汾酒成为*早的“军队专供酒”。

　　除此之外，阎锡山还将晋裕汾酒特定为阎府特供酒，大量订购，作为山西*有名的特产以阎锡山个人或督军府、阎府的名义用以敬献给民国政府的达官显要、结交各路军阀诸侯、犒赏有功之臣和优秀的下属。晋裕汾酒—延续杏花村西汉以来御用酒血统在整个民国年间继续成为天子和一方诸侯的御用酒。阎锡山一生尊爱汾酒，其生活习惯:“酒则汾产一壶而已”，百年后台北故居供桌插花用的都是汾酒酒瓶。

　　宝丰二度送酒抗战

　　1937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攻陷南宁，切断了中越海上交通，封锁了滇越铁路，就是为了阻止民国政府从境外购买汽油等军用物资。汽油运不进来，就意味着不能正常运输，燃眉之际科学家们提出了以酒精代替汽油，一吨酒精大约可代替0.65吨汽油，同时建立了酒精厂，以甘蔗和杂粮为原料生产酒精。

　　知道此消息后，全国各地的酒坊都主动捐献优质白酒，以供前线使用。河南汝州人王留保在宝丰号召酒坊捐献好酒送往前线，得到了其他几家大酒馆、酒局商户的积极响应，共募捐优质白酒13000斤，专人将这些酒经过二次蒸馏提纯后，分装13辆官车往西安。送货的路途中得到通知，因纯度不够暂时不能代替汽油使用，王付群将这些酒交给南阳县民国政府，带车辆返回宝丰。

　　王留保又进行了第二次募捐，将16000斤白酒集中到丁楼村，还特意请了专家给酒提纯，*后提出了高纯度酒精11000斤，分装16辆官车，直接送往重庆。来源：中国酿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