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提高法国葡萄酒关税，可以看清到英国在其崛起中，绝非如主流学者所说，奉行自由贸易，毋宁是反其道而行。当然，中国从鸦片战争更是亲身痛苦体验到所谓自由贸易的另一面。
虽然原产区控制命名（appellation dorigine contrôlé，简称aoc或appellation）是微观风土的结晶，虽然勃艮第地区是微观风土*精微的呈现，原产区控制命名的代表与范式，却不是勃艮第地区，而是波尔多地区；虽然在近50年来，全球葡萄酒产业风起云涌，颇有长江后来推前浪之势，波尔多地区的葡萄酒产业，却仍是全世界葡萄酒产业的指标与学习对象。
甚至在留名青史的1976年“巴黎的审判”之后－1976年美国加州红白葡萄酒对法国波尔多红酒与勃艮第白酒在巴黎的一场盲饮（blind tasting）比赛中，继加州霞多丽白葡萄酒击败法国勃艮第的霞多丽白葡萄酒后，加州纳帕谷产区，以赤霞珠为主的红酒－1973年鹿跃酒窖酒庄（stag’s leap wine cellars），竟然超越波尔多参赛的五大酒庄其中两间－木桐酒庄（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与侯伯王酒庄（chateau haut brion），而勇夺头彩，完全证明新世界的葡萄酒，在法国葡萄酒的地盘上，可以令人心服口服，击败法国顶尖的葡萄酒。尽管如此，多年以后，波尔多至今仍为全球葡萄酒业界的龙头老大，依然没有任何其他地区可以取而代之，其他葡萄酒产区如美国纳帕谷或意大利的托斯卡纳（toscana/tuscany）地区等等，*多只能与波尔多稍微平分秋色，略有相庭抗礼之状。
纳帕谷葡萄园风光
波尔多葡萄酒产区的重要性不仅仅于此，波尔多的葡萄酒，对近几百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现代经济学的兴起，可说是举足轻重，息息相关。比如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与赋税的原理》一书第七章《论外国贸易》中，他提出今天国际贸易基础的原理－比较优势理论（comparative advantage），就是以葡萄酒与布作为例子。
简单说，在他的两国世界经济模型里，以英国与葡萄牙两个国家葡萄酒与布的生产与贸易，说明即便葡萄牙在葡萄酒与布两方面，皆有生产的绝对优势，葡萄牙仍应该致力于生产有比较优势的葡萄酒，而英国则是生产有比较优势的布，两国之后，则以有比较优势产品的剩余，互通有无，两国在此自由贸易之下，*后两国能消费的葡萄酒与布，将比原先各自生产葡萄酒与布的数量更大。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比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基于分工合作的原理，而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absolute advantage），更加能证明自由贸易的好处，更能说明即使天朝物阜民丰，天朝仍不该闭关自守，而是亟须开国通商，自由贸易。然而，绝大多数的人从来不问，为何李嘉图葡萄酒与布的例子中的外国，是选择葡萄牙，而非法国。与此攸关，李嘉图为何选择葡萄酒与布两项产品，而非其他产品。一旦问到此处，便是无银三百两，波尔多葡萄酒产业的重要角色，便隐隐若现，而呼之欲出。
在今人约翰•奈的《战争，葡萄酒与税－英法贸易的政治经济学，1689-1900》一书中，就提到早在14世纪初，从1303年至1337年，英国从波尔多进口的葡萄酒，就已经濒临巅峰，高达1746万英制加仑。由于英国与法国长期有贸易逆差，尔后英法两国在国际政治上关系越来愈紧张，导致英国逐渐采取保护政策，提高对法国产品的关税，试图排斥法国产品，而在所有进口的法国产品中，又以波尔多的葡萄酒为*大宗。
英法两国的矛盾，在17世纪末以后，进入18世纪，遂越演越烈，商战往往是两国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在商战中，英国更是违背其自由贸易提倡者的形象，推行*具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政策。这从英国葡萄酒进口数量可以轻易看见：在1686年-1689年，英国每年平均从法国进口约280万英制加仑，排名第二是西班牙，有82万英制加仑，李嘉图例子中的葡萄牙，排名第四，只有区区9万1千英制加仑，不到英国进口法国葡萄酒的4%，可说是微乎其微
然而，在1688年－1697年的欧洲所谓的九年战争（the nine years war）中，英法交恶，致使从1690到1696，英国完全禁止进口法国葡萄酒，虽然在18世纪初恢复，但已经不比往昔。昔日阿斗，葡萄牙摇身一变，成为英国进口葡萄酒的*大宗生产国。在1713年，英国从葡萄牙进口的葡萄酒，有大约123万英制加仑，法国葡萄酒仅有51万英制加仑，不到葡萄牙的一半。
法国葡萄酒在英国市场的劣势，在此后并无改善，而是一再沉沦。到了1716年至1726年，十年之间，法国葡萄酒掉到每年平均27万英制加仑，而葡萄牙葡萄酒，随着英国持续扩大的经济，而提升到253万英制加仑，大约是法国葡萄酒十倍之多，保持首位。这样的情况一直到18世纪末，1777年到1786年，以每年平均进口量计算，法国葡萄酒进一步下降到9万1千英制加仑，而葡萄牙葡萄酒维持在237万左右英制加仑。
法国葡萄酒与葡萄牙葡萄酒在英国市场的迅速易位，并非是英国市场口味的转变，而是英国政府对法国产品，特别是对葡萄酒的制裁与课以极高关税造成的后果。自从英国减少从法国进口葡萄酒以后，英国对法国的贸易逆差，亦迅速好转。从法国葡萄酒这件事，可以清楚看到英国在其大国崛起过程中，绝非如现在多数主流经济学家所说，是奉行自由贸易经济政策，毋宁是反其道而行，一直都是赤裸裸的重商主义。当然，中国从鸦片战争更是亲身痛苦体验到所谓英国自由贸易的另一面。
剑桥大学韩国经济学家张夏準在《踢开阶梯》（kicking away the ladder）一书中，指出英国即使到了1820年代，对工业产品的关税仍是高居不下，远远高于西欧诸国，他说：“英国被广泛认为其经济发展没有显著的国家介入，然而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远离事实。”与英国打击法国葡萄酒进口一事，可为互相佐证。
这就是为何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在解释比较优势理论时，不能直接提到法国，不能直接提到波尔多的葡萄酒，而要以葡萄牙为例子的根本原因；这一方面是替英国重商主义关税保护政策遮羞，另一方面，便是古典经济学到后来，越试图将政治从经济现象中抽离而出，这当然也是古典经济学与其继承者－新古典经济学越到后来，对现实经济的解释越有问题，政治说服力越来越薄弱－因为世界上没有纯经济现象，所有经济现象都有政治，国家抑或社会的嵌入，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应运而起，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将经济问题全面政治化与社会化，便是对抽离政治的经济学矫枉过正。而这一切竟从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在英国市场的命运浮沉经纬，便可以看出世界大势的动向与蹊跷。
法国波尔多地区的葡萄酒，曾是英法两国角逐欧洲霸权的“战场”，亦是英国重商主义关税保护的重头戏，*后更是催生出古典经济学自由贸易的理论，进而在两百年后，在两股势力角力的张力中，辗转茁壮成为今日全球化的政治经济体系。不管你喝不喝葡萄酒，不夸张地说，我们都已经匍匐活在那遥远的波尔多葡萄树阴下。*后周末又到了，能饮一杯无？本文原标题：《全球化的先锋——波尔多葡萄酒（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