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史上，音乐诞生时可能还没有酒。根据西方人的研究，*早的酒是5400年前的伊朗的酒。但是，根据*新的考古发现，约9000年前的河南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批精致骨笛，已具备了四声、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把中国七声音阶的历史大大提前。同时，在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还发现了生活在9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老祖先的发酵酿酒实物，地点在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这不仅说明中国*早掌握了酿酒技术，将中国酿酒史往前推了近4000年（比中东人早了1600多年），而且表明，中国古人*早已经将音乐与酒融汇在日常生活中。
说不清音乐与酒谁更为远长，但是可以说音乐发展成为人类一种精神寄托时，如果没有酒参与这一精神激发的过程，音乐所代表的艺术精神可能就难以凸显出来。
一 中国音乐的酒神精神
综观中国几千年的音乐史，音乐和酒有很深的渊源。先秦时期，诗、乐、舞三种艺术形式合为一体，其中有很多内容直接涉及到酒，有些创作也离不开酒神精神。夏代的鼍鼓，商代饕餮纹铜鼓和石磐、编钟、编铙乐器与大型飨宴紧密相关，其中当然少不了酒。
《吕氏春秋•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描写了远古先民进行乐舞时的场面。葛天氏是传说中的古代部落，其宗教乐舞活动由三个人拿着牛尾巴，边跳舞，边唱歌，歌辞有八段。歌辞没有流传下来，但从同书所记的《玄鸟》、《遂草木》、《奋五谷》等题目看，内容关涉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农业生产等方面的。而这些歌辞就是原始的诗歌，以诗歌、音乐、舞蹈合一的形式存在着。这些歌、舞、乐互为一体的原始乐舞负载了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的内容，我们从这些“六代乐舞”——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大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音乐与生命的原初的深层联系。
传说伏羲氏发明琴瑟，黄帝求竹于昆仑山而作律管，舜作韶乐。古代乐器的发明，与生产活动紧密相关，如*早的弦乐器“箜篌”，大约是从捕鸟兽的弓渐渐演化而成。而《史记》记载的“击瓮叩缶，真秦之声”，则是标明了食器演化为乐器的过程。
中国文化精神充盈着音乐精神。中国音乐源远流长，中国音乐思想博大深邃。《乐经》历来就被尊为“六经”之一。相传遭遇秦火，而淹没不闻。也有人说本无其书。如清邵一懿辰《礼经通论》中认为：“乐本无经也。……故曰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之原在诗三百篇之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先儒惜乐经之亡，不知四术有乐，六经无乐，乐亡，非经亡也。”这种看法将《诗经》看作《乐经》的本原，将《礼记•乐记》看成是《乐经》的具体论述。也许可以使我们重视《诗经》和《乐记》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如果说，孔子开场了儒家音乐审美理论，孟子发展了这一理论，那么可以说，荀子则完成了这一理论。这集中体现在《荀子•乐论》中：“乐者、乐也。……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二人扬觯，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少长以齿，终于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长而无遗也。降，说屦升坐，修爵无数。饮酒之节，朝不废朝，莫不废夕。宾出，主人拜送，节文终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乱也。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其中提到了酒与音乐的和谐关系。
而《礼记•乐记》则有饮宴酒与享音乐的描述：“因为酒礼．壹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着其教焉”。叶燮《原詩•內篇》（上）说：“上古之音乐，打土鼓而歌《康衢》；其后乃有丝、竹、匏、革之制；流至于今，极于《九宮南谱》，声律之妙，日异月新，若必返古而听《击壤》之歌，斯为乐乎？古者穴居而巢处，乃制为宮室，不过卫风雨耳；后世遂有璇题瑤室，土文绣而木綈锦。……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渐出之，而未穷未尽者，得后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
而西方人也注意到艺术精神与酒神的关系。尼采将音乐与酒神精神融合起来：尼采也一度十分欣赏音乐家瓦格纳，但其后不久，就日益不满瓦格纳浪漫主义音乐所表现出的现代文化的病症：做戏和煽情。这种矫情的现代文化颓废症和衰弱症，使得尼采不再把时代得到拯救的希望寄托在悲剧文化的复兴上，而是寄托在超人的“改进人类”上。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分列出日神与酒神二元对立模式：日神精神表现为梦，酒神精神表现为醉。梦和醉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梦是主观幻觉，醉是情感迷狂。作为对幻象世界美的体现的日神与对世界本质的直观把握的酒神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艺术发展的原始动力。日神精神体现在造型艺术和史诗中，酒神精神在音乐和舞蹈中得到表现，而二者的和谐统一则产生了悲剧。在尼采看来，一个艺术家或者是日神精神式的梦境艺术家，或者是酒神精神式的迷狂艺术家，或者将两种艺术精神和谐地统一于自身。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是两种根本的艺术冲动。日神精神产生、肯定和美化了个体生命，而酒神精神则毁掉和否定个体生命。更为原始的酒神精神正是通过否定“个体化原理”而对世界的生命意志的肯定，从而使人体验到复归自然界原始统一的欢悦。醉和梦是两种互斥互补的审美状态。尤其是酒神精神使之醉，使人在这种“神秘的自弃”状态中，感到生命的狂喜，忘记人生的惨痛。醉是一种情感心性放纵，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生命状态，它使人领略到一种解除个体束缚，复归本真自我的神秘体验。可以说，酒神精神以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相融合而直视人生悲剧为己任，教人直面人生的痛苦而超脱人生，向往永恒，因而较之于日神精神更带有悲剧色彩，更具有形而上学性质。于是，尼采将西方酒神精神与艺术精神联系起来。
可见，中西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酒神精神与艺术精神是和谐相生的，酒与艺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二 中国音乐精神在诗歌中的呈现
中国*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由风、雅、颂三个部分组成。“风”是地方民歌，“雅”是贵族士大夫根据民歌改变的歌曲，“颂”是宗庙祭祀的歌乐。风、雅、颂都跟音乐紧密相关，可以说诗就是音乐，音乐就是诗，所以有“弦歌”之称。由孔子删定的现存《诗经》总集305首，有不少和酒相关，如《鹿鸣》、《四壮》、《皇皇者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关雎》、《葛草》、《卷耳》、《鹊巢》、《采蘩》、《采苹》，被人称之为《风雅十二首诗谱》。
《诗经》之后的第二个诗歌艺术高峰《楚辞》，其中就有很多与酒相关的诗歌，其中《九歌》、《离骚》、《天问》等著名篇章都和古代的乐歌相关。《招魂》也有很多关于酒的诗句，如“华酌既陈,有琼浆些”,“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娱酒不废,沈日夜些”等等。
到了汉朝，音乐和酒联系更加广泛而紧密，“乐府诗歌”是其典型代表。乐府原来是汉代音乐机构的名称，魏晋以后人们将汉乐府收集创作的歌称之为“乐府”。汉乐府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乐，刘勰《文心雕龙》认为：“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乐府”中有些曲名跟酒相关，如《将进酒》等。乐府歌词中直接描写饮宴赋诗的很多，包括汉大夫在民歌基础之上改写的诗歌也有很多与酒有关。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盛典的汉朝，酒与音乐亲密结缘，酒与音乐互相成为对方辉煌的一个重要理由。
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曹操的诗，基本上都是乐府歌辞。历史记载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王沈《魏书》）。他*著名的诗歌《短歌行》，开头两句就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的诗代表了三国时期很多文人、思想家对于人生、对于生命、对于酒的深刻看法。
魏末晋初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在音乐史上非常著名，他有一首古琴曲《酒狂》非常好听，描述文人对酒与音乐的深度理解。而阮籍本人在临终之前所弹的，也是一首古琴曲。可以说，阮籍是中国诗乐史上，是把音乐和酒、把对社会的愤懑和自己的创作理念结合得很完美的一个诗人。
唐代艺术家的创作，更是离不开酒神精神的神力。“诗圣”杜甫的酒量不太大，但在其诗歌中也有大量谈音乐与酒、人生与酒的作品。他的《饮中八仙》描写的是八位唐朝因酒成名的艺术家，也是盛唐时期酒神精神的集中反映。“诗仙”李白是无酒不成诗，有“斗酒诗百篇”之说。饮中八仙之外，以酒入诗、入乐的艺术家还有很多。“诗佛”王维也喝酒。一般认为王维温文尔雅、风流倜傥，而事实上他还有“不醉不画”的习惯。诗佛王维只身终南山中，酒瘾日增，求画者经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