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十九年前为廖东凡《我的西藏故事》一书写的序言，缅怀老廖！

　　1998年5月，庆祝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欢聚一堂》晚会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厅录制。主持人请老中青几届进藏的北大毕业生上台，六十年代的是1961年中文系毕业的廖东凡和法律系毕业的李国光，七十年代的是1976年中文系毕业的卢小飞和我，八十年代的是1982年中文系毕业的胡春华 。一曲《青藏高原》穿云裂帛，“你看那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连……”，把我们带入那曾经投入过我们的青春和理想的难忘岁月。

　　老廖不仅是我们同校、同系的学长，而且是进藏时间*长的北大学人之一。刚到拉萨，就听说有几位北大校友，西藏日报的姚梦林（1961年中文系毕业）、区党委宣传部的史焕章（1961年法律系毕业），还有西藏文联的廖东凡。开始，和老廖的接触不算多，但不论是朋友聚会，还是公众场合，每次都能听到他带着浓郁“酥油”、“糌粑”味的民间故事。1989年底，我结束了十三年的“西藏生涯”调入中央统战部，开始主编正在试刊的《中国西藏》杂志。1990年廖东凡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任上调到中央统战部，接任《中国西藏》杂志的主编兼社长。我则到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局工作。自此不仅和老廖工作上联系日多，而且两度成为邻居，开始在安华西里住楼上楼下，后来又在北影小区隔楼相望。

　　校友、同事、邻居，是老廖和我，或者说老廖家和我们家关系的“主题词”。

　　从进藏始，认识老廖已经有三十年了。但是对老廖的全面认识，还是在读了他的自传体文学作品《我的西藏故事》之后。老廖的西藏故事像醇香的青稞酒，不仅让你尝到青稞酒的味道，而且让你知道这浓郁的青稞酒是怎样酿成的。

　　一个人的命运，也折射着时代的风云。老廖的西藏故事，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分为坎坷和顺利前后两个阶段。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老廖经历了人生的起伏跌宕。承受着家庭出身问题的精神负担，却始终自强不息、坚忍不拔，从*基层的朴实的藏族人民群众的接受、理解和欢迎中，得到了继续前进的力量和养分。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乐观进取，实践着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用自己的热情和真诚，培育和呵护着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根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文革结束后，老廖终于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新的春天。1981年6月，他入了党，1984年4月，受到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奖励和表彰。

　　在我的心目中，老廖是一位有着纯真理想和志向，既有书卷气又有乡土气的知识分子。老廖自幼喜爱民俗文化，上大学时也热衷于民间文学。进藏后的前8年，他生活在全部是藏族演员组成的拉萨市歌舞队，学会了藏语，习惯了藏族生活，和西藏老百姓打成一片，编写出了不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此后，无论在拉萨市文化局、自治区文化局，还是在自治区文联工作，他一直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和民俗文化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西藏通”。他说：“世界上没有卑微的工作，只有低矮的境界。西藏的路，我必须从零公里走起，从自已的脚下走起。”书后所附的老廖的藏学著述目录，34本书，沉甸甸的，是老廖在这条崎岖道路上长途跋涉，留下的34个深深的脚印。

　　老廖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先是老廖在拉萨、夫人陈闺梅带着女儿在湖南湘潭，两地分居。直到1986年，全家才在北京团聚。老廖全家待人热情，老陈又烧得一手“湘菜”。因此，“好客”的廖家是西藏朋友们聚会的场所。老廖在拉萨农村结识的农民朋友到北京时也常常在老廖家做客。老廖2002年得了一场重病。重病使这位北大中文系的“体育委员”，一向以身体好为资本的老廖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他拖着尚未完全康复的病体，以湖南人的“骡子精神”，开始了新的笔耕。一次，他对我说，今年（2006年）打算写4本书。这么大的工作量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也是难以完成的。但是，老廖做到了。这背后，有他多年的积累，有他的毅力和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也有夫人和女儿星蓓的悉心照料和全力支持。老廖一家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和全国的“五好文明家庭”。

　　老廖是平凡的，是一个北大学生、进藏干部，是一位有作为的知识分子，是一名有理想的共产党员。他又因此而不同凡响。老廖是幸福的，有这样的成就，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家庭。我为老廖的西藏故事感动，我以有这样一位学长、同事和朋友为荣。（朱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