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1254年-1324年）在中国游历了整整17年，回到家乡意大利后在狱中讲述了他的中国见闻，随即被一名作家狱友记成《马可·波罗游记》。这本引人入胜的奇书立即风靡欧洲大陆，欧洲人追随马可·波罗的足印，徜徉疆域辽阔的元代东方古国，和他一起沉醉于“契丹国”的奇闻异事、山川景物，倾听他以夸张和夸耀的口吻谈论遥远的和田棉花、酒泉大黄、银川毛毡、北京苑囿、杭州湖水、福州药材、泉州刺桐花，还有太原葡萄酒。

　　这位水城威尼斯的旅行家，是从涿州赴西安时经过太原的。他说，“自涿州启程，行十日后，抵太原府。工商极盛，其地广植葡萄，盛产葡萄酒，契丹全境唯此地出产葡萄酒也”。马可·波罗提到过其他地方如和田、喀什、涿州种植葡萄，提到过“契丹省”很多人饮用一种米和香料、药材混合酿制的美酒，但说“契丹”也即中国只有太原生产葡萄酒，这应该是一个外国人眼界局限或记忆偏差的原因。史料已经载明，那个时代绝不唯有太原人熟稔用葡萄酿酒，元朝人忽思慧在他的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中，就提到葡萄酒“有数等，有西番者，有哈剌火者，有平阳、太原者，其味都不及哈剌火者、田地酒*佳”。哈剌火和田地，是今天新疆的吐鲁番和柳中故城，平阳是山西临汾。新疆和临汾，马可·波罗都曾在游历中到达。

　　那我们宁愿相信马可·波罗对太原葡萄酒的高度赞誉，是他对元代中国中原葡萄酒主产地太原的酿酒历史、生产规模、酒品质量、营销范围和社会美誉度的间接反映。

　　葡萄酒在我国有极为久远的历史，考古人员曾在商代古墓中发现铜卣中的葡萄酒。张骞出使西域，葡萄和葡萄酒就在中原落户，但那时葡萄和葡萄酒还是不入寻常百姓家的珍品。东汉末，扶风人孟佗就凭“蒲桃酒一斛”行贿，坐进凉州刺史的衙门。至唐，葡萄种植和葡萄制酒才得到一定范围的发展，而北都太原则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帝国的缔造者李渊父子长期在太原生活，葡萄和葡萄美酒毫无疑问在他们的脑海和胃囊里植入强烈记忆。特别是“太原公子”唐太宗，把在太原晋阳宫学会的葡萄酒酿法带到长安大明宫，常亲幸甑桶、夜压玉槽、御制新酿，宋人李昉在《太平御览》中称赞他酿的酒“凡有八色，芳春（醇）酷列（烈）”。皇帝挚爱，引领一朝风尚，惹得本是洛阳人的刘禹锡也跟风吟唱“我本是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尽日饮不足”。

　　宋时，太原依然是中原*富知名度的葡萄酒产地。吴坰撰《五总志》多记北宋琐事，书中他回忆初尝葡萄酒时有些得意地说：“葡萄酒自古称奇，本朝平河东，其酿法始入中都。余昔在太原，尝饮此酝”。这里的“河东”，系以北宋“河东路”代指五代十国时的“北汉”，与后文“太原”互文见义。吴坰说得再清楚不过，大宋首都汴梁的葡萄酒酿法同样来自太原。除了吴坰，另一个宋人唐慎微在药学巨著《证类本草》中介绍“葡萄”时也说，“今太原尚作此酒，或寄至都下，犹作葡萄香。”唐慎微一句“尚做此酒”，透露包括汴梁在内的一些城市因没彻底掌握葡萄酒工艺知难而退的景况，反衬出太原酿造技术的悠久和纯熟。

　　但北宋与唐初一样，葡萄和葡萄酒都还只是高官巨宦间的交际珍品。苏东坡有《谢张太原送葡桃》诗曰：“冷官门户日萧条，亲旧音书半寂寥。惟有太原张县令，年年专遣送葡桃。”这首七绝不仅让世人体味到太原人的为人之道，还读出那时太原葡萄善于储存、易于运输的经济信息。靖康之变后，太原被金人所据，葡萄和葡萄酒对退缩江南的宋人而言稀贵如金。陆游诗句“如倾潋潋葡萄酒，似拥重重貂鼠裘”，发出佳酿一杯貂裘一件的慨叹，也抒发出尽失大好山河的隐痛。

　　来自酷寒之地的女真人更爱辣喉白酒。金据中原，太原葡萄酒生产显然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元好问在《蒲桃酒赋》短文中写道，金贞祐年间（1213-1217年），有人躲避战乱“自山中归，见竹器所贮蒲桃在空盎上者”，“汁留盎中，薰然有酒气。饮之，良酒也。盖久而腐败，自然成酒耳。不传之秘，一朝而发之。”元好问透露了一段重要的史实，即宋金战争间，中原葡萄酒酿造术一度失传，幸亏一次偶然的自然发酵，人世间重获酿造之法。

　　而马可·波罗游历中国时，重新统一全国的元朝政府通过开放酒禁和免税政策鼓励，葡萄栽培和葡萄酒业得到空前的恢复发展，太原更是成为种植面积*大、葡萄酒产量*多的区域。明人叶子奇撰《草木子》记述了太原葡萄酒独步天下的鼎盛，称元朝政府甚至在“冀宁路”即太原地域开辟了官家葡萄园和特供酒酿制所，并且于每年农历八月抽样“至太行山辨其真伪”，用奇特的“寒水鉴定法”检验产品质量，以确保达官贵人享用到顶级品质的葡萄美酒。这么说来，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断言“契丹全境唯此地出产葡萄酒”，就可能是他在元朝宫廷内品尝到来自太原的御用美酒时做出的判断。

　　马绍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