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候，鼎是烧饭的锅，也是祭祀的礼器，它的脚是实心的，汉字与文物看食器和酒器 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使得煮东西的时候，有点耗柴火。
距今4000多年前，汉字与文物看食器和酒器 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一种比较省柴的新器物出现了，那就是鬲，不过鬲只代替了鼎煮饭的功能，因为它的脚是空心的。
中国古代的菜都是以羹汤的形式处理，汉字与文物看食器和酒器 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蔬菜里要加上鱼、肉才会有味道，这就需要不时搅拌，才不会沉底烧焦，在搅拌时，器身当然要平稳，这是空心足的鬲无法做到的，所以菜肴仍然只能用鼎去煮。相反，谷粒细小，水在沸腾和翻滚时，使得谷粒不会沉底，所以是不需要搅拌的，哪怕是空心的足部，也是可以受热煮食的，到了*后还要撤去柴火，盖上盖焖一下，才会熟透好吃。这样，鬲慢慢接替了鼎煮饭的那部分功能，从此烧菜和煮饭，就由不同的器物来实现。
有意思的是，随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加深，*初作为象形和表意的文字符号，也变得丰富起来。一开始用来说明东西洗得干净的字，甲骨文里有“尽”字，它的样子，好像一只手，拿着一把有毛的刷子在清洗，象征着用刷子就可以完全洗干净。而随着时间的前行，又慢慢出现了“彻”字，那是因为当清洗鬲时，光靠刷子是不成了，它伸不进虚空的鬲足，就算进去了，它也不能完全把饭洗干净，必须要用手指才能彻底清干净，甲骨文的彻字，正像一只指头弯曲的手，放在三只足的鬲旁边。
这是对甲骨学*有贡献的二十五名学者之一，台湾甲骨文研究专家许进雄先生，在他的著作《汉字与文物的故事》里，描述的有趣发现。本文将在参考这本书的基础上，以早期汉字与文物的关系引入，结合湖南省博的馆藏实物，来聊一聊事关国计民生之吃喝的几类器皿，以及与之相关的礼仪。
一、食器
1、蒸煮器：鼎
先来说一说前面提到的鼎，它是*常见的蒸煮器。
鼎的早期文字如下图：
现代汉字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鼎是有支脚的器皿，分为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两类。*早是作为同时可以煮饭与烧菜的器具，七八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主要用陶土制作，后来出现了鬲，它才成了专门烧菜的器物。
上图分别为湖南省博的商代陶鼎，西周铜鼎。陶鼎由于较轻，能轻易捧起，一般是没有提耳的，到了用铜铸鼎时，由于太重，器表在加热后也滚烫，不便空手提起，于是出现了提耳，方便用竹或木棍穿过抬起。陶鼎因为成形的方便，一般会做成圆形，铜鼎可以做成方形，但也不如圆形多。
湖南出土的鼎，有圆形、方形、分裆等形制，其中以人面纹方鼎*为独特。
一开始，鼎是家家户户都要用到的东西，没有什么阶级与权力的象征意义，到了青铜器时代，贵族们开始用铜铸鼎，并且作为祭祀的高贵礼器以后，鼎就成了财富与权位的象征了。到了周代，还衍生出一种和鼎有关的随葬制度，也就是说，鼎的陪葬数量，就和品级扯上关系了：国君是九鼎八簋，诸侯（卿）及大夫、士依次为七鼎六簋、五鼎四簋、三鼎二簋。
早期的鼎是没有盖子的，春秋以后有盖的鼎越来越多，可能也因为它同时作为盛食器，出于卫生与保温的需要，才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到了汉代，湖南地区较流行漆器，漆鼎不适合加热，基本就是作为盛食器来使用，往往与匕配套使用，用匕来搅拌食物。下图是辛追墓出土的漆鼎，共有7件，也符合上述关于诸侯的随葬礼制。
汉代以后，鼎就慢慢消失了。
2、盛食器：豆
豆的文字是这样的：
正像上面的象形字表示的一样，豆的基本造型是有高柄足的深腹圆盘，是中国古代盛放腌菜，肉酱或调味品的器具。它是为了配合跪坐的习俗而设计的，*早的豆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以陶质为主，商代出现了铜豆，后来还有铁、漆木等等材质。。
下图都是湖南省博馆藏的豆，图一是陶豆。
图二是战国云纹铜豆，高23.6厘米，口径17.5厘米，1965年出土于湖南湘乡。
图三是镶嵌黄金勾莲纹青铜短足盖豆，高24厘米，口径16.2厘米。大约是公元前476到公元前221年的战国时代产品。
从上面的图片可以看出来，早期的豆是没有盖子的，战国时期，高级的铜豆普遍有盖，盖子的出现，跟进食的礼仪有关。
《礼记曲礼上》提到了毋放饭（打算入口的饭不要放回食器），毋咤食（咀嚼时不要发出声音），毋啮骨（不要啃骨头），毋反鱼肉（吃过的鱼肉不要放回去）等等很多饮食礼仪守则，而要做到这些，就要有容器来暂时盛放吃剩的残渣。豆的盖子取下来倒放，就会另外成为一件容器，这样设计的目的，很可能就是为了放残渣用的。
在《汉字和文物的故事》里，许进雄先生提到，在商代甲骨文里，以豆字构形的“卿”字，也表达着吃饭该有的礼仪，它看上去，就像两个人隔着一件堆满食物的豆，面对面跪坐着进食，那是贵族应有的饮食礼节，所以那时的卿字有卿士、飨宴、面向等含义。
中国古代常用的食器，除了鼎和豆，还有鬲、簋、盂、敦、盆、辅等十多种，湖南省博物馆里，对于这些品类都有收藏，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就不一一详述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几种常见酒器。
二、酒器
1、盛酒器：酒壶
中国的酒是用谷物酿成的，含有渣滓，把渣滓滤掉的清酒才是高级的酒。祭祀要用清酒，甚至是带着香味的酒，才能表达虔诚的心意。《左传鲁僖公四年》记载，管仲诉说楚国的罪状时，说他们：
“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
缩酒的意思，就是过滤酒，过滤时要用到香茅，把香草放在酒壶上，然后倒上酒，让酒从草滴进壶中，从而过滤掉渣滓，同时也可以沾染上草的香味。甲骨文里的“莤”字，很像两只手拿着一束茅草，在一个酒壶旁边，充分说明了香茅滤酒的含义，后来也引申出酒壶塞子的意义。
滤酒的时候，如果没有东西把草卡住，草就会移动而有空隙，就会有渣滓掉进壶中而影响酒的质量。为了适应这一需求，春秋和周代以后的酒壶，壶盖的设计变得适合卡住草。由于我没有拍到湖南省博的这类酒壶，只能以著名的莲鹤方壶（现藏于国家博物馆）来说明这一点了。
方壶立鹤的盖子是活动的，滤酒时可以把它取掉，而多片向外伸出的莲瓣，是为了方便卡住香草。
更早以前的商代酒壶，就没有这种为了卡草而做的设计，从下图湖南省博物馆的兽面纹铜壶可以看出来。
那么商代难道不用滤酒吗？非也，那时滤酒用到的，是另一种器具：爵。
2、温酒器：爵
上面的“爵”字，虽然出现了变化，但它们都体现了爵的几个特征：有流、流上有柱、空腹、腹旁有耳或把手、腹下有支脚。
爵字上有一个尖尖的箭头，对应商代的铜爵实物，口沿上有两根立柱，在许进雄先生看来，这是因为爵是用来温酒的，加热以后太烫，不能直接用手提起来，而要用布包着立柱提起，立柱后来被铸成下平的半圆锥形，有可能就是为了滤酒时，不让香草移动而设计的。（下图为商代兽面纹铜爵，立柱为半圆锥形）
从爵的造型来看，它的流很长，长流不容易控制酒的流量，不像是为了将酒倒进嘴巴而设计的，为了与长流平衡，它的对面还铸成长尾的样子，按这造型来推断，它的功能是把酒倒进另一种容器，所以它更适合作为温酒和滤酒器使用。
《汉字与文物的故事》中提到，商代爵的容量很小，为了礼仪的需要，只加温或过滤少量的酒，然后倒入别人的酒杯，作为敬酒的方式，如果要痛快地喝酒，那就要用到觚或别的容器了，因此，按照商代礼仪，爵与觚一般是成套使用。
由于以爵向人敬酒要具备一定的身份，赐给人爵位时，也要用爵赐酒，所以在商代，爵字已经有了以爵位加于人的含义，是贵族必备的酒具。
其实，有一种比爵更尊贵的酒器，那就是尊，它的外形更富于变化，尤其流行动物造型，虽然它也是盛酒器，却是其中非常独特的一种，我们单独来聊一聊它。
3、储酒器：尊
酒尊以动物形象作造型的，如果是作鸟兽形象的，统称为牺尊，其余的一般以动物的名字来称呼它，湖南省博*独特的两件酒尊，是四羊方尊和象尊，不过四羊方尊是仿品，真品藏于国家博物馆。
这只象尊全器为象形，长鼻高翘，鼻孔向前平伸，象背平直，有一个椭圆形口子，酒可以从这里倒进去，腹部和我鼻子是相通的，腹中的酒可以从鼻孔流出来。整具尊器，将酒尊的实用，与动物形象的生动逼真，结合得完美无缺。
甲骨文的“象”字，也生动地描画出象的样子，跟象尊的生动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
让人吃惊的是，另一个跟象看上去毫无关联的字：为，其甲骨文的形状，竟然是手牵着象鼻子，有所动作的样子，它的创意，大概来自于象被驯服后，搬运树木、石头一类重物的工作，可见，商代人已经能够驯服和利用象工作了。
商、周时期，尊可不是寻常的器物，只有在贵族祭祀，或款待宾客时才用到它，《周礼小宗伯》说：“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宾客。”正是因为尊只能被统治阶段用于特殊场合，所以它成了权力的象征，从而有了高贵、尊贵的含义。
今天我们聊的，只是中国古代大量食器、酒器中的少数几种。透过它们与文字的故事，已经足够我们窥见古老而神秘的华夏文明，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