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3日，十年后，陈小波依然对这个日子烂熟于心。

　　那天，他开车从河北昌黎到山东潍坊参加一个酿酒专家的交流会议。两个月前，他刚升任中粮华夏长城葡萄酒公司的总经理。晚饭时他迟到了一会儿，到场后，发现所有人都把目光转移到他身上。

　　发生了什么？

　　很快他被告知，当晚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报道了昌黎的假酒乱象。

　　愕然之于，他没有再参加第二天的会议，天未亮就出发赶回昌黎。一路上他想了很多，包括如何同有关部门配合，将这次新闻舆论的负面影响降到*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陈小波回到昌黎的当晚，12月24日，央视再次曝光了有关昌黎假酒的追踪调查，并且点名部分造假企业伪造的是华夏长城的葡萄酒。

　　接连两次报道，没有给昌黎葡萄酒行业任何喘息之机，就把其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场由昌黎个别葡萄酒企业造假售假引发的行业震荡，*终让原本处于上升通道的昌黎葡萄酒产业几乎按下“暂停键”，此后数年都陷在一种“高水平停滞”之中。

　　或许是往事太过沧桑，即便是隔着十年的光阴，陈小波的话语中依然有一种山高水远的遗憾。

　　坐在眼前的这位行业老前辈已经60岁，今年刚退休，声音洪亮有力，说着一口带着唐山口音的普通话。在长达40年的葡萄酒从业生涯中，他曾跟随葡萄酒泰斗郭其昌参与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在昌黎的研制，见证了产业的黄金发展时期，更经历了昌黎在假酒事件之后的大乱大治，以及过去十年间于挣扎中的坚守和觉醒。

　　事实上，当年通过勾兑“三精一水”生产劣质葡萄酒的企业，只是昌黎县个别不法企业所为，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后，*终也只有三家酒企被判刑。

　　但不幸的是，产区品牌蒙垢，整个昌黎产区企业都受到牵连，不少正规企业遭受严重损失。似乎旦夕之间，所有昌黎出产的葡萄酒都被消费者钉上了假酒的耻辱柱。

　　昌黎之殇，更是处于幼年期的中国葡萄酒产业之殇。

　　在谈假色变的年代，酒类安全问题曾不止一次挑动过社会的敏感神经。发生在河南、吉林、山东等地的葡萄酒造假案件，令中国葡萄酒在发展初期即面临着严峻考验。

　　不同的是，2010年的这场假酒风波，发生在新中国第一瓶干红发源地、国内重要的葡萄酒产区昌黎，发生在进口葡萄酒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档口，这对本就处于产销压力下的中国葡萄酒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

　　此后，中国葡萄酒行业从2010年进入调整期，2013年降至谷底。时至今日，中国葡萄酒行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规模仍位于白酒、啤酒和黄酒之后。

　　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说，历史就像是已经被重重覆盖的地层，虽然看不见，但是依然塑造着今日的风景。危机过后，必有成长，假酒报道带来的风波，曾给整个昌黎葡萄酒产业带来重创，但也是重整、复兴的机会，让昌黎——这个国产葡萄酒曾经的早慧先行者，成长得更加健康、成熟。

　　正如陈小波所言，“这件事（被央视报道），从长远来看是一件好事”。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相对于序篇中洋溢的躁动、混沌，当前的中国葡萄酒产业可谓众神归位、重装上位。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蓬勃崛起，已经印证人们并不迷信于标签，而是对中国葡萄酒给予了十分美好设想。

　　相比部分在假酒丑闻曝光后一蹶不振的葡萄酒产区，昌黎在经历了一场漫长而惨烈的信任爬坡期后，正在近两年的发展中重新找回节奏。当初的风波经过长久的沉淀，现在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反思。

　　无独有偶，不久前，张裕股份公司总经理孙健在一场葡萄酒论坛中表示，“在中国葡萄酒市场发展的初始阶段，行业出现的假冒伪劣、以次充好、价格虚高等现象，的确伤害了中国的消费者。这是中国葡萄酒从业者展望未来前必须要承认与反思的。”

　　越是反思过去，越看得清未来。如果抹去昌黎产区的名字，中国的葡萄酒行业就失去了一个可以回溯的锚点，亦无力昭示一个相对清晰的将来。

　　昌黎并非第一个经历从神话到噩梦，再到新生轮回的产区，或许也不是*后一个。“不应该浪费任何一场危机”，昌黎留下的时代眼泪，值得所有中国酿酒人警醒和珍视。同样，在如今绝大多数中国葡萄酒产区重振信心、重塑产区形象的时代语境之下，昌黎和这里的酒庄、企业，在过去十年间的失落、迷茫、觉醒和涅槃，同样值得被关注。

　　永远不要让一时的结局，遮挡了故事的光芒

　　作为舶来品，国内的葡萄酒文化风气向来是西学东渐。绝大多数年轻业内人士是透过wset等国外教材了解世界葡萄酒。但对中国这个新兴产酒国的介绍并不足够详细。早在两年前，就有葡萄酒专家发文，呼吁国人加强对本国葡萄酒发展历程的了解。

　　在中国葡萄酒过往40年的发展历史中，昌黎产区无疑是一个先行者。燕山以北的河北怀来沙城产区，诞生了中国第一瓶自主研发的干白葡萄酒，渤海之滨的河北昌黎产区则诞生了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一白一红两种葡萄酒，奠定了河北在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辉煌离不开早期艰苦卓越的探索，以及时代对昌黎的垂青。与沙城产区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的诞生类似，第一瓶干红葡萄酒的研发*早也是源于一次历史机遇。

　　1972年2月，中美关系破冰，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款待，喝惯了葡萄酒的西方人并不适应口味辛辣的中国白酒，为此，尼克松特意从美国带来了一批葡萄酒。

　　彼时，国际上流行的干型葡萄酒（dry wine）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国内只生产半汁或甜型葡萄酒，所谓的葡萄酒更多是葡萄汁加上酒精、糖香精水等配料调制而成。

　　代表着国家形象的宴会，岂能总是让来宾自备葡萄酒？

　　1976年初，还在江西农场下放喂猪的郭其昌，接到了返回北京的调令，担任干白葡萄酒新工艺科研小组的负责人，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酒类酿造专家之一。两年后，用龙眼白葡萄品种酿制的长城干白葡萄酒在河北沙城研发成功。紧接着，轻工业部成立了干红葡萄酒研制领导小组，在对新疆、甘肃、山东、河北、吉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后，认为昌黎和法国波尔多地理地貌相似，并*终选定在此开展生产。

　　那一年恰好是改革开放的元年。1979年，刚毕业的陈小波加入昌黎果酒厂——昌黎葡萄酒产业的前身和发源地。

　　1956年，经轻工业部批示，昌黎果酒厂建成，两年后投产。之所以会在选在昌黎县建厂，一方面是因为昌黎俗称“瓜果之乡”，当地一种名为“玫瑰香”的鲜食葡萄蜚声遐迩，已有约300年的种植历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鼓励把农民销不出去的瓜果酿成酒出售，所以将厂子起名为“果酒厂”，后改名为昌黎葡萄酒厂。

　　自昌黎葡萄酒厂开始，中国干红葡萄酒产业不断向外延伸。陈小波和严升杰（长城华夏酒庄原总经理）当时都成为郭其昌领导的干红研究小组的成员。

　　相比干白葡萄酒的研发过关，研制小组花费了5年才攻克干红葡萄酒的酿造技术难题。甚至不惜以一美元一株的高价从国外引进赤霞珠品种。经过不断地钻研和试验，1983年5月，在郭其昌的带领下，昌黎葡萄酒厂以热浸法新工艺酿制干红葡萄酒获得成功，甫一出世，就荣获全国酿酒大赛的金奖。这是中国第一瓶符合国际标准的干红葡萄酒，填补了长期以来中国干红葡萄酒的历史空白。郭其昌还为它取了个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名字——北戴河牌赤霞珠干红葡萄酒。

　　“第一瓶干红的生产没有进口设备，主要的生产设备都是干红小组成员自己设计，在国内生产的，包括发酵酵母，没有一个是国外的，都是我们国家自己的”，陈小波骄傲地说。

　　然而，纵观目前的中国葡萄酒产业，基本上都需要靠进口支撑，包括进口葡萄苗、生产设备、橡木桶，以及在生产环节使用的气囊压榨机、灌装线等，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葡萄酒成本更高。

　　改革开放早期，随着“北戴河”牌干红葡萄酒的诞生，干红葡萄酒作为一种新兴饮品开始崭露头角，流淌在昌黎人血液里的“呔儿商”基因让这个小县城看到了干红葡萄酒的商机。正是在昌黎的带头作用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干红热”，带动了中国葡萄酒产业的发展。

　　据悉，1984年，山东、宁夏、甘肃、新疆等省市（自治区）葡萄酒行业技术人员，不断慕名来到昌黎葡萄酒厂考察学习，昌黎先进的葡萄酒酿造工艺迅速扩散开来。例如，1983年2月，宁夏农垦局批准成立了“宁夏玉泉葡萄酒厂筹建处”，负责酒厂的建设工作，当年8月，酒厂筹备处招工，就选拔了8名农场职工子弟，并送到河北昌黎葡萄酒厂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作为宁夏第一家葡萄酒厂，玉泉葡萄酒厂的建立，为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据统计，10年前，全国各地葡萄酒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大多是昌黎人，或曾在昌黎学习过。对比当下国内葡萄酒行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有人说，第一瓶干红酒的诞生体现了那个时代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精神，同时也是对外开放的见证。

　　90年代中期，昌黎政府抓住有利时机，适时成立了葡萄酒业管理局和行业协会，大力发展干红葡萄酒产业。2000年8月，昌黎被命名为“中国干红葡萄酒之乡”“中国酿酒葡萄之乡”“中国干红葡萄酒城”；2002年，昌黎葡萄酒成为中国第一个葡萄酒原产地域保护产品。

　　昌黎葡萄酒产区也成为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早指定的中国酿酒葡萄示范区。与其他国内葡萄酒产区不同，昌黎葡萄酒产业更依赖国内技术，在发展历程中形成了集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酒瓶制造、软木塞生产、葡萄深加工技术科研与检测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昌黎都是葡萄酒经济*为发达的一个产区，一度是中国葡萄酒产业的发动机。地王集团董事长赵世辉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当时昌黎大街上到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有运葡萄酒的，有运葡萄的……昌黎的酒厂也遍地开花，*多时达58家。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昌黎都是葡萄酒经济*为发达的一个产区，一度是中国葡萄酒产业的发动机。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