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和“造访”的感觉截然不同。那些古老而熟悉的地方似乎有了某种魔力，曾在这里留下共同记忆的时候尤其如此。为了庆祝结婚40周年，我和妻子埃琳娜(elena)回到了我们婚姻开始的地方——法国南部。我们决定重访当年的住所，那个我们曾把它叫做家的地方。那时候，我们仿佛拥有全世界的时间；现在我们只能拿出一星期的时间在这里度假。此外，20多岁、预算紧张的年轻人与“到了一定年纪”并能下榻豪华酒店的旅游者，多少也有些区别。
“就这么做。” 我说。“我们先飞到尼斯(nice)，住在我们以前住不起的酒店里。然后跟着印象四处逛。
ed alcoc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今日旺斯的圣保罗已变成旅游圣地，但40年前作者客居此地时，却是个宁静慵懒、昏昏欲睡的小村 。
ed alcoc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俯视鲁伯隆(luberon)地区。
那时候我俩宛如新婚燕尔，就搬入格拉斯(grasse)附近欧皮亚(opio)村一座古雅农舍的门房，并在那里享受了长达一年的蜜月。那时候，邮递员开着电动摩托车，沿着颠簸的山路把信件送到各家门口；那时候，农田里的耙犁还是马匹拉动的。到了冬天，北风吹过空旷的戛纳(cannes)，科西嘉(corsica)岛上的山顶一览无余；厨房里的煤炉难以供应充足的热水和暖气。今天，带有温泉浴场的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度假酒店早已入驻欧皮亚，一家超市抢走了肉铺和面包房的生意，当年的橄榄林也变成了高尔夫球场。而业主名为斯宾塞伯爵的“我们的”房子则院门紧锁，还新添了精心修剪的草坪和一个游泳池。
自海森堡和爱因斯坦以来，我们已经很难分清绝对和相对，以及这种困惑产生的原因。是作为观察者的我们发生了改变，还是我们观察的对象发生了改变，还是两者都有变化？是因为我们看世界的视角变了，还是我们对世界的预期发生了变化？想象一条铁轨和行驶中的火车；是我们静坐车内时世界路过了我们，还是我们路过了静止的世界？这些哲学和数学问题对每个人都是难解之谜；世界一直都如此，还是我们疏于关注？因为，不管当地人如何抱怨风景变化，其实人们自己的变化比风景更大。
“那会儿年轻，也没什么钱。”埃琳娜说，“现在老了不用操心了。这就是我们。”
尼斯机场经过扩建，层次显然提高了不少。但出了机场以后，你再也看不到忙碌的鲜花市场和树荫夹道、小馆林立的街衢。与此相反，这里充塞着一种忙碌的摩登生活，我们开车离开这里，与离开世上任何机场的感觉别无二致，而不是离开地中海沿岸某座耀眼城市的机场。大部分的老马路上都挤满了汽车，还修建了许多环状交叉路口来减轻拥堵压力。真的，这跟记忆中的那座城不一样：那些突然的斜坡、刹车、转圈，路面四处可见减速带。旺斯的圣保罗村——当年初见时宁静慵懒、昏昏欲睡的村落，现已变成旅游巴士和徒步旅游者的麦加。小村界墙外的梅格基金会(fondation maeght)收藏了布拉克(braque)、夏加尔(chagall)、贾科梅蒂(giacometti)等曾在此地居住的艺术家的作品。伯纳尔(bonnard)、马蒂斯(matisse)和毕加索(picasso)也曾在这里停留。他们中许多人，首次来访都是应了一个名叫保罗·鲁(paul roux)的旅馆老板的邀请。鲁当年曾说：“周末来我这里玩吧，我管吃管住，你们走的时候留下一幅画或一尊雕像就可以了。”
这交易太值了。今天，金鸽子旅馆(la colombe d’or)的花园里陈列着费尔南德·莱热(fernand léger)的一件装置艺术作品；旅馆之内，到处都是油画和素描，至少有两件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s)的作品镌刻着“送给鲁太太(mme. roux.)”。当年的艺术家都已离去，但他们的作品仍在这里珍藏。鉴于每个人对艺术的欣赏都会受之前别人观点的影响，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座花园挤满了鬼魂。此刻，我站在莱热的杰作前如痴如醉，仿佛童年时站在母亲身边瞻仰艺术品的瞬间。母亲亡故之后，我在她的一本旅行日志中发现了她对那趟法国南部之旅的描述。“只有在法兰西，人们才能吃得好。”她在金鸽子旅馆吃过午饭后写道。
同样在这个地方，我也与我的岳父母吃过一顿晚餐，时间是我俩婚后第一个新年的前夜。那时候岳父母正好路过这里，就提出请我俩吃晚饭以示庆祝。我们选择了那种价格固定的套餐，菜式繁多，香槟也足量供应。刚开吃不久，就上了一道浸在酱料中的鹬鸟。我那身为虔诚爱鸟人兼奥杜邦协会(audubon society)会员的岳母顿时失去了胃口。接下来，整个晚上我们都忙着抚慰她，向她保证那只鸟儿经历了温柔的宰杀和慈悲的烹饪。而40年之后，我们的晚餐却远没有那么戏剧：先吃了一筐新鲜蔬菜，接着是蜗牛和野兔沾血做的调味汁，但没有任何禽鸟类。另外，我们主动放弃体验依奎姆酒庄(château d’yquem)葡萄酒（每瓶550欧元；根据本文写作时欧元对美元1.43的汇率，合788美元）的机会，点了一瓶便宜的当地葡萄酒……
那种葡萄酒，当年我们曾海量畅饮，经常陪我们喝酒的朋友是长年浪迹海外的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很久以前我就与他打过交道，然后在美国运通戛纳办事处排队的时候，我惊喜地发现他也在队列之中，随后我俩迅速变成密友。那些年，鲍德温主动将自己放逐到了偏僻的胶水路(la route de la colle)，旺斯的圣保罗村正好在它旁边的山顶。我们走到街对面，在山路上方泊了车，即可步行进入鲍德温的房子。一进门，就能看到小村旅馆(le hameau)的广告正对游客热情招徕。但我们住得远，所以总是在黑暗中驾车离开，从来没在那家酒店过夜。我们在午夜逼仄的山路上把车开得七歪八扭，充满年轻人的不羁。
今天我们终于决定在“山村”下榻，度过此次旅行*初的两个夜晚。旅馆的建筑别致，风光优美，工作人员都很热情。但鲍德温的家却已被弃置不用，目前正在挂牌出售：这堆忧伤的石头上，曾留下我们那么多的言谈和欢笑。屋顶的瓦片已拆除，窗户也用木板封死（鲍德温已在1987年去世）。目睹此情此景，故人又都在哪里呢。
诗人弗朗索瓦·维庸(françois villon)早在15世纪就发出类似的悲伤疑问：“昔年白雪，而今安在？”我们旅行的第二站是一个叫古尔登(gourdon)的山村。在那里，我想到了当年真正的降雪：冬天的时候，驾车驶过这些结冰的路面是多么吃力。山路蜿蜒曲折，沿着悬崖凿出一条令人头晕的通道（有时候还要在山石中打洞）。为了多赚点钱，我们当年住的那房子的管理员雅克·拉波特(jacques laporte)会在淡季为仍然开业的几家商店和餐馆运送燃气罐。我经常帮他搬运那些沉重的罐子，搬完之后我们会在下坡之前一起分享一杯咖啡。雅克和妻子奥黛塔(odette)是我们非常亲密的朋友，他们教我们种花、做饭、学习当地特有的球类运动“贝当克”，帮“这对年轻的新婚夫妇”开始家庭生活。
我们保持了多年的信件联系，但一直没有见面。终于重逢的时候，奥黛塔已经离世。雅克将我们迎进家门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的法语多年不用已经生疏，但随着交谈的深入，这种语言一字一句地在我们脑子里逐渐复活。我们谈了亲人朋友以及过去的时光，古老的石匠技艺、橄榄丰收的日子以及茱莉亚·蔡尔德(julia child)——她曾在对面的街上居住。雅克现已80多岁，年老体弱，对当今橄榄树修剪负责人的无能充满了高卢式的愤怒，也对新来的年轻邻居充满了感激——那个巴黎人和他的美国太太一直对雅克爱护有加。这对夫妇同样张开了双臂欢迎我俩，于是大家一起吃饭。就这样度过了下午，欧皮亚村教堂的钟声悠然敲响。
有人发现，每过一年，你就必须向内陆多走一公里才能看到真正传统的普罗旺斯。这虽是个大略的估计，但还是很有道理的。从繁忙热闹的海滨城市出发，一路向北，仿佛沿着时光之河逆流而上。我们旅途的下一个村庄位于至今仍一片蛮荒的鲁伯隆(luberon)。彼得·梅尔(peter mayle)对鲁伯隆的影响，相当于戛纳电影节(cannes film festival)对滨海阿尔卑斯省(alpes maritimes)的影响。但在五月中旬，这里道路空旷，山丘田野都保留着旧时的样子。我们驱车去了卢玛尔兰(lourmarin)，1987年我们曾在这个村庄度夏。那时候，我们的女儿们还和我们住在一起，她们尚未为人母。此地风光似乎没什么变化，山顶的石头像亿万年前一样沐浴在斜斜洒落的阳光之中；橄榄树也像当年一样挺拔而闪亮。
拥有一座酒庄和数家餐馆、商店的卢玛尔兰村魅力十足，自称（像旺斯的圣保罗和古尔登一样）“法国*美的村落之一”。哲学家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就葬在这里。他说这里的天空明亮，悠长，无拘无束，仿佛自己的出生地阿尔及利亚(algeria)。他去巴黎旅行的时候，不幸遭遇车祸身亡。他的墓园一直令我感动，我曾多次去那里致哀。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我研读了许多他的作品。在那个乡村墓园里，加缪和妻子并肩同眠，坟墓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简单的墓碑上刻着两人的名字和生卒年月。鸢尾花热烈盛开，薰衣草的花期也快到了，蜜蜂在墓园里嗡嗡飞舞。
我们在附近的山村博尼约(bonnieux)住了两晚。从卡普龙格庄园酒店(le domaine de capelongue)俯瞰鲁伯隆山谷，景色如梦似幻。旅馆内设的餐馆令人惊喜（提供烹饪课程）。厨师爱德华·鲁贝(edouard loubet)还拥有一家叫做卢玛尔兰磨坊(moulin de lourmarin)的旅馆，位于小镇中心，由一座古旧磨坊改造而成。但我们造访的时候它还未正式开业，所以我们入住卡普龙格庄园酒店。酒店是我们年轻时根本住不起的那种，因此驶进大门时，我们有着双重的快乐。酒店装修特色鲜明，本地石材筑成旧式的谷仓和鸽笼，屋顶铺着整齐的瓦片，地板镶着瓷砖。雪白的石灰墙和结实的梁木让人想起遥远的过去。
但我们没必要将过去想得太过完美；历史上这里有过瘟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