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以图文的形式爆料称，四川监狱系统在五粮液酒厂定制了价格不菲的五粮液专用酒。此消息一出立即引发轩然大波。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办公室主任苏虎彪，苏虎彪称此酒并非五粮液，而是四川省监狱系统2010年向五粮液酒厂定制的接待用酒。(3月19日《广州日报》)

　　民众对“定制”有点想法，其实也不难理解：权力定制的意思，跟开发商精装修“定制”的缩水品牌，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前者是实打实的vip。一般而言，低端酒是不需要定制的，没人去定制“二锅头”，这就像穿背心的没必要打领结一样。加上这些年，“定制酒”、“特供烟”等传出的“绯闻”无数，权力一旦偏好“定制”，有预算软约束的事实在，难免不令人浮想联翩。

　　客观地说，公款消费自然不等于公款浪费。如果“每瓶酒在100到200元之间”属实，舆论监督也很难论证出这个价码的定制酒一定就是违法违规：一者，的确目前尚未明文禁止“定制”；二者，这价格似乎也比市售五粮液低了很多；三者，事发汶川大地震后，加之“四川本就是酒乡”，因此“对外接洽和考察都需要喝酒”。如果以上事实是无欺的真相，这“系统定制酒”简直就是勤俭持家的典范。道理不复杂：没有这一两百的定制酒，就得端上成百上千的高端酒，贵贱轻重，一目了然。

　　于此而言，定制酒可能还很委屈。但这样的“委屈”，显然建立在以下几个逻辑前提之上：一是公务招待无酒不欢，二是吃啥喝啥反正都是预算埋单。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公众判断公务消费是以“洁版”的标准，不该胡吃海喝，更不该没事喝酒；但公职部门恒定公款消费的尺子要“大度”得多，往往是遵从“上限”考量——譬如当年的茅台高管，不就曾抛出“不喝茅台喝什么酒”的反问吗？

　　定制酒也许是节俭的主意，但本质而言，这顶多只能算是“次坏选择”。与*坏的浪费相比，定制也许是合适的；但与检点的权力消费相比，任何定制都难以自证清白。但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不是有定制酒商标的“铁证如山”在，假设相关部门直接去消费白酒中的“高富帅”，喝得无声无息，谁能从酒瓶子上看出这是哪个系统消费过的呢？事实上，茅台五粮液在公务消费中的比重，一直也只能停留在传说阶段。

　　所有的问题归结到*后，无非还是权力的问题——喝酒的权力自说自话，买酒的权力阔绰潇洒。如果权力能“戒酒”，公权都能装进合法合规、合乎民意的“笼子”里，有关公款消费与高端白酒的“爱与哀愁”、有关定制酒的烦恼，估计就都能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