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近期在全国多地采访发现，随着中央和地方持续开展转变作风各项活动，公款吃喝之风初步得到遏制。但受拉关系、跑项目、要资金等利益驱动，“酒桌办事”依然大行其道，有的干部对中央规定“左顾右盼”，心态复杂。（5月18日《瞭望周刊》）

　　在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不少文人学士写下了鉴赏美酒佳酿的著述，留下了斗酒、写诗、作画、养生、宴会、饯行等酒神佳话。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中国的社会交往中占有独特的地位。然而，在现今社会，酒文化更多的时候需要加上官场的前缀，虽然转变作风的活动在不断开展、持续深入中，可是官场上的酒桌文化似乎仍然不想退出。

　　其实，酒文化的存在本身是一种文化形态，在文学艺术的王国中，酒神精神无所不往，它对文学艺术家及其创造的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在中国诗史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然而，官场酒文化不能这样简单而豪迈的理解，在“酒桌办事”背后是正常办事流程阻塞，是权力之手伸得过长，实际上是行政权力的滥用。这种背景下，官场“酒文化”何时休，应该是官员和群众一起努力解决的问题。

　　在中央“八项规定”和地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转变作风的措施当中，都把禁止公款吃喝摆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可是“酒桌办事”不改，公款吃喝难禁依然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一是官场酒文化的根深蒂固，跑项目凭接待，要资金靠喝酒的现实依然存在。二是一些官员心理调适还有欠缺，对中央地方政策的观望态度，对于一直生活方式的转变的不适应都是公款吃喝难禁的原因。

　　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干部都在抱怨圈内的“酒文化”过于浓厚，已经影响到身体健康和正常的家庭生活了。另一方面，这些抱怨的干部依然奔走于各个饭局之间。官场酒文化何时休，不仅要靠转变作风活动的深入开展，更依赖由此项活动带来的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所形成的“少喝酒”的办事惯性，更多的依然是靠更规范的办事流程和制度对于行政权力的约束。

　　文/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