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汾酒是三晋大地上盛开的一朵奇葩。

　　毋庸置疑，寻花问宗，汾酒的绽放与三晋文化的源远流长无法割裂开来。

　　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曙光初现于太行山麓，广大于黄河两岸，既有天时之利，也有地理之宜，更有人和之功。或曰，华夏文明之所以以三晋为摇篮，实乃天地人之琴瑟共鸣也。回首上古，天地洪荒，灾害频仍，惟巍巍太行*宜人类居住。

　　翻开典籍《山海经》，上古传说多发轫于太行山一带，或《女娲补天》，或《嫦娥奔月》，或《后羿射日》，或《精卫填海》，或《愚公移山》，或《神农尝百草》，先贤诸神历经千难万险，与天斗，与地斗，精神可昭日月。及至下得太行山来，或嫘祖养蚕，或后稷稼穑，或舜耕历山，或禹凿龙门，始祖始皇接过前人薪火，延续太行山之文明曙光，播扬文明种子于河东，其间天理运命实乃自然之抉择，绝非人力可为之。

　　思及今日，世界各地极端气候频现，或暴雪，或暴雨，或暴风，或洪灾，或地裂，或海啸，环境压力几近临界点，人类若再不自我节制，负能量若再继续叠加，人类或将重返洪荒时代。京津冀今春频遭雾霾侵袭，晋地与三地毗邻，晋地环境破坏烈度远超三地，却与雾霾之劫擦肩而过，此现象绝非偶然。追古抚今，我曾突发奇想：上古时期洪水滔天，人类择太行而繁衍；当今环境再遭威胁，晋地是否又成世间桃园呢？

　　三晋素有表里河山之称。晋地东界太行山，西接吕梁山，北亘恒山，南耸中条山，中立太岳山，黄河南绕晋边而走，汾河中穿腹地而行，沁河、漳河、滹沱河、涑水河、桑干河纵横其间，星罗棋布，气候独特。

　　早在180万年前，华夏始祖在西侯度点燃人类史上的第一把火，那儿恰是黄河在芮城的拐弯处，水火相济，华夏文明始启。襄汾“丁村人”遗址、陶寺夏代遗址堪称文明瑰宝，黄河岸畔地肥水美，人类*早的活动遗迹发掘于此实乃顺理成章。即使峙峪猎马人活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朔州之地也是有山、有水、有草原、有森林的塞外“江南”，与今人印象中的“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是截然不同的。

　　古往今来，晋地山川秀美，草木茂盛，雨水充沛，气候宜人，所谓物华而天宝，无论从人类活动的遗迹考查，还是从环境变迁的角度考量，晋地都是天然酒窖的首选之地。

　　黄河为中华民族之摇篮，汾河为三晋之摇篮，若论晋地山水，汾河自当浓墨重彩。汾河四周九山汇聚，林海茫茫，溪流淙淙，古今一直被列入名山大川之列。

　　《山海经》载：“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西流注入河（黄河）。”《水经注》载：“汾水出太原汾阳之北管涔山。”汾河源头位于宁武县境内的管涔山脚下，笔者曾多次造访此地。泉水自石滹中奔涌而出，汾源出口处建有方形池塘，池内水清见底，深可没项。池水穿过地下暗道经龙口泻入河道，宽阔的河面顿时金玉滚动，清爽逼人，状如佳酿。石凿的龙口之上横一石刻，曰“汾源灵昭”，每睹此四字，我便会想起杏花村的“古井亭”来，世间胜景竟如此相似，令人感慨系之。

　　汾源实“晋地之根”，据传其近旁山腰曾建有“雷鸣寺”，意指汾水出山浩荡，声如雷鸣，一如池中飞龙。汾源周边天地湖群，高山环绕，树木掩映，湖水清澈，在众湖泊中尤以天池为*，古称祁莲池，又称马营海。据记载，天池水“阴霖不溢，阳旱不涸，澄亭如鉴”，此天然甘露俨然百年陈酿耳。元代诗人元好问曾叹曰：“天地一雨洗氛埃，令晋堂堂四望开。不上朝允峰北顶，真成不到此山来。”天池风光神奇，引历代帝王公卿、骚人墨客竟折腰。隋大业四年（608），隋炀帝杨广北方巡游、狩猎，于天池边修建了宏伟华丽的汾阳官。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携文武臣僚宫娥彩女十万余人，浩浩荡荡登上天池避暑游猎，内史侍郎薛道衡当即在宴会上赋诗《随驾天池应诏》一首：“驾鼋临碧海，控骥践瑶池。曲浦腾烟雾，深浪骇惊螭。”隋炀帝因奢靡名世，在他的豪华宴席上，晋地名酒“汾清”自是不可或缺的。

　　汾源水势浩荡，汾水之盛一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当非虚言。公元前647年，晋国饥荒连连，仓廪空虚，晋惠公开口向秦国借粮，秦穆公运粮船队自渭河出发，辗转抵达汾河北上，迤逦的白帆一路从秦都络绎至晋都，首尾八百里，舟楫不绝，此场面被史书赞为“泛舟之役”。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刘彻率群臣赴汾阴县（今万荣）祭祀后土，途中传来南征将士捷报，当即改途经之地为闻喜。其时正逢秋风送爽，鸿雁南归，汉武帝端坐楼船之上，泛舟汾河，慨然写下千古绝调《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汉武帝溯汾河北上祭祀后土祠先后计有八次，遥想当年，汉武帝临河远眺，饮宴中流，手中高擎的定是晋地出产的上好佳酿。据记载，汾源从前水量极大，自隋以降，唐、宋、辽、金时的山西粮食和管涔山奇松古木皆经汾河入黄河、渭河，漕运到长安等地，史书称之“万木下汾河”。据考证，2000多年前晋地森林覆盖率高达63%，相当于现在的10倍。宛如今人输煤卖血一样，秦、汉、唐之长安，北魏之洛阳，宋之汴京，明之北京，建都所用木材多取自山西。或战争，或自然灾害，山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在唐代还以“素汾”见称的汾河，到明朝中叶已成李梦阳笔下的“太行山西浊汾流”。纵然如此，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汾河仍可放排运木。

　　酿酒自是离不开水的，或因汾水之盛，方有汾酒之生。当然，汾酒的出生并非一条河流那么简单：华夏文明发祥于晋地，此乃天时；晋地地肥水美，气候独特，此乃地利；人类早期频繁活动在晋地，此乃人和。有天时地利人和三者襄助，何愁汾酒不横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