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汾酒时刻。
从山西到河北、山东、内蒙古、直到东三省，这是“汾酒传统酿酒工艺”传播的第三条路线。
“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烧锅数起皆系山西之人。”这是在乾隆初年出任直隶（河北）总督的山西兴县人孙嘉淦，在其上奏朝廷的《禁酒情形疏》中的一句话。
怎么被“抓”的都是山西人呢？当时，山西人在直隶经营的烧锅规模到底有多大呢？据记载，到乾隆朝之时，山西商人在直隶全省开设的烧锅约有千余家，其中在宣化府有烧锅数百家，在承德府开设烧锅两百余家，每家工人少者十余人，多者三四十名，共计不下六七千名。
直隶如此规模的酿酒现状让孙嘉淦觉察到了酒禁之弊，他在随后的上疏中说道：“前督李卫任内，一年中获私酿三百六十四案，犯者千四百馀名。臣抵任一月，获私酿七十八案，犯者三百五十馀名。此特申报者耳，府、厅、州、县自结之案，尚复不知凡几。吏役兵丁已获而贿纵者，更不知凡几。此特犯者之正身耳，其乡保邻甲、沿途店肆、负贩之属牵连受累者，又复不知凡几。一省如是，他省可知。”
可以说，当时酿酒在直隶已经是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成为了一个事关百姓民生的产业，而这个产业的掌控者就是山西商人，这个产业的核心技术当然是汾酒传统酿酒工艺。有史料证明，河北的酿酒历史也非常悠久。但是，在冀酒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山西商人和山西汾酒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是不可置疑的事实。
乾隆六年七月，朝廷内外有这样的议论：“孙嘉淦声名不如从前，且不无袒护乡曲之意。”对此，孙嘉淦在奏折中为自己辩护说：“盖以天下行商坐贾，大抵皆臣乡曲，不猖直隶一省。”
“仅在曲阜开设的酒店就有十多家，从业百人之多。许多酒店的历史在两百年以上。”这是《汾阳县志》对明清时期汾阳商人在山东曲阜从事酿酒商业活动的一段记载。与河北相邻的山东历来是酒类的一个大产区。到清朝时，山东地区普遍流行高粱烧酒，济宁、菏泽、德州等地均有高粱烧酒问世。在这些高粱烧酒中，景芝酒较有名气。民国四年的《山东通志》记载：“酒，各县皆有……烧酒以安丘县景芝镇为*盛。”为什么山东会普遍流行高粱烧酒呢？很显然，山东烧酒流行与晋商、与汾酒有莫大的关系。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样看来，包头这个城市与晋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乾隆二年，包头村形成，始有制酒业的缸坊，但制成的酒没有品牌，俗称烧酒，而且老包头制酒没有单开之“缸坊”，都是“六陈行”（粮食加工业）附设的，“缸坊”有复盛西、通和店、恒兴长、公合兴、复聚成、义成永、广生店等20余家。
复盛西、通和店就是全国闻名的山西祁县乔家的“复”字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包头烧酒可谓“乔”字号或“复”字号烧酒。
包头烧酒饮之适度，令人陶醉，浑身通泰，不仅为西口外的佳酿，亦远销大西北和内外蒙古。到民国初年，包头日生产烧酒已达5000多斤。无需多言，包头烧酒必定是得到了山西汾酒的“真传”。
“关外粮食主要是大豆和高粱。高粱易生虫，难以久储，却是酿酒的*好原料。山西中北部亦多产高粱，故酿酒的多，以杏花村为首的汾酒技术，更是高超。山西商人见关外高粱多，就带去酿酒工匠，在关外各地开设酿酒作坊。大量烧锅的开设，既为高粱加工增值提供了途经，又提供了大量的酒品。”这是《晋中商帮兴衰史略》中对山西汾酒酿造技术在东北地区传播的一段介绍。
历史上，山西商人到关东地区经商，是早于去新疆的。根据《山西通志》等史籍记载，当时在关外经商者以太原府人数*多，其次是汾州府。在关外经商，除开设典当、钱铺、账局外，大宗的商业经营活动，一是把关外粮食贩运往关内；二是贩运关外的人参、鹿茸等土特产销往全国，甚至经广州出口海外，同时从全国组织日用百货销往东北；三是在东北各地开办酿酒业（烧锅）等，既产又销。
在东北地区，汾酒的酿造技术也成就了众多晋商。《汾商万里杏花香》中讲道：“著名的晋商太谷曹家创始人曹三喜，创业初期就经营过酒坊。他以当地丰富廉价的高粱为原料酿酒，在沈阳、四平开设了‘富盛泉’、‘富盛长’、‘富盛义’、‘富盛成’等酒业商号。正是凭借拥有汾州酿酒技艺，曹家在东北才站稳脚跟，成为首屈一指的关外富商。”
在东北地区，至今还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的说法。“烧锅，直鲁人之北来者，皆事耕种不谙经营。朝境之初，有商业，自晋人始。晋人悉之蒙族无贵贱，皆嗜酒。边寨所产高粱、莜麦价廉，且多。俗传先有‘三泰号’晋人烧锅，后有喇嘛庙。由是直鲁人之营商者，亦相继而起。自有烧锅之后，合吉之平地、山荒始有转兑于汉族之举，是烧锅与香火二事于遗迹中国一*有价值者也。”这是《朝阳县志》中一段有关东北朝阳县烧锅酒发展历史的记载。
此外，属贫困山区的山西寿阳，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也产生了一批中等水平的富商，出现了“张、祁、李、孟、袁、郝、聂、赵、王、阎”十大户。其中羊头寨的赵培成，祖辈就在辽宁铁岭地区开设烧锅酿酒，后来才相继发展了油坊、粮店、当铺、绸缎店。
“会做山西酒，腰无分文天下走。”这句充满生活智慧的民间俗语直白地诠释了“汾酒”的另一种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