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酒之人都知道，酒是扶强不扶弱的，于世道亦如是。故而，好酒常出自盛世，盛世必有好酒，“河东乾（读gān）和”便是一例。
北魏时期，杏花村人改进酿酒工艺，开创了清酒时代，《北齐书》所记汾清便是这一本质革命结出的硕果。
酒由浊而清，国家也由分而合，唐贞观年间，华夏历经大乱之后终得大治，国运昌隆，酒禁放开，酒业也迎来黄金发展期。杏花村人自然不甘落寞，他们在汾清的基础上，采用熟料伴曲、干和入瓮发酵、蒸馏制酒的方法，酿出清澈如水、酒香醇厚的中国酒史上第一家蒸馏白酒。酒名越过黄河传到长安宫廷，君臣饮后赞不绝口，便下令河东道年年进贡，并定名此酒为“河东乾和”。
“乾”也读qián，为《易经》八卦之一，意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健进之意。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亦指代男性，乃万物之首，也是“干”的繁体字之一。
“和”也是多音多义字，读hé时，含义为协调、调治等，寓意吉祥。“和”字蕴含调和、祥和之意，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和”乃万物达成的至高境界。“乾”与“和”相合，便指天地人和、圆融完满之大乘气象，“乾和”的酿造自然须占得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便乾而不和。
所谓天时，即指“乾和”酿制时必须掌握好气候、温度、湿度等的变化，以及各个环节的时间节点。此即度，不可不及，亦不可过，如此方能抵近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谷四》所云的效果：
“近时惟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秫或大麦蒸熟，和麴酿瓮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
所谓地利，杏花村可谓得天独厚。杏花村地下水源丰富，水质优良，富含锶、钙、钼、镁、锌、碘、铁、镁等元素，此外，杏花村地处晋中与吕梁两地区之间，当地盛产优质高粱、大麦、豌豆等酿酒原材料。有好水，有好粮，方有可能酿出好酒。
所谓人和，则指“乾和”能否酿造成功，取决于酿造人的技法和心性，而汾州人似乎天生与酒心有灵犀，人酒相通，酒中有我，我中有酒，方能酿出取之于物、又超然于物的好酒来。汾酒之所以能够传承6000年，这才是其*具生命力的地方，也是其*核心的价值和竞争力，说白了，所谓汾酒文化，其实就是汾酒人的文化。
“乾和”又名“乾酿”、“乾榨”、“乾酢”。乾也即干，酿酒时不加水，酒精度高，味道醇厚。纵然如此，当时的“乾和”毕竟提纯手段落后，度数超不过20度，我们如今所饮的50度左右的白酒，直到元代时才出现。
唐代以水酒、黄酒居多，制酒主要采用传统的酿酒、压酒和滴酒方法，酒度数低，类似现在的饮料，“乾和”与之相比，已是当时的高度酒，饮之自然更清香、更绵柔、更甘醇。关于“乾和”与众不同的酿造工艺，北宋朱肱《北山酒经》卷上曾作过记载：
“晋人谓之乾榨酒，大抵用水随其汤黍之大小。斟酌之。若酸多水宽，亦不妨，要之米力胜于曲，曲力胜于水，即善矣。”
“乾和”的横空问世开创了中国白酒时代，意义非同一般，它彻底改变了当时水酒、黄酒等近似饮料的低度酒包打天下的局面。
《山西通志》卷四十七记载：“唐人言酒之美者，有河东乾和。”“乾和”因其酒液透明，清香悠长，饮后留有余味，也被人称为汾白酒，当时除杏花村外，并州一带也有不少村落酿制此类白酒，为了加以区别，杏花村所产白酒民间便称之为杏花白，汾州官府则称之为“乾和”、“乾酌”。
唐人提及“河东乾和”，多有赞美之意。譬如，敦煌文书所存王敷《茶酒论》称“剂酒乾和”为酒中名品，《白居易集》卷三十七《偶作寄郎之》诗云“斗浓乾酿酒”，对此酒也赞誉有加，张籍也有“酿酒爱乾和”的吟咏，宋人窦苹著《酒谱·酒之名》记曰：
“张籍诗云‘酿酒爱乾和’，即今人不入水也。并、汾间以为贵品，名之曰干酢酒。”。
《太平广记》卷五十引李玫撰《纂异记》曾夸奖“乾和五酘，虽上清醍醐，计不加此味也。”书中还记载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田璆与郑韶于“中秋望夕，携觞晚出建春门”，他们携带的也是“乾和”。建春门为洛阳城门，可见“河东乾和”已流传于唐朝东都，成为唐代士人须臾不离左右的饮品，在文学作品中的“出镜率”是极高的。
两宋时期，酿酒取得更大发展，酿酒技术也进入一个新的层次。窦苹《酒谱》三卷云：
“宋之问诗云：‘尊溢宜城酒，笙裁曲沃匏。’宜城在襄阳，古之罗国也，酒之名*古，于今不废。唐人言酒之美者，有鄂之富水，荥阳土窟，春石冻春，剑南烧春，河东干和，蒲东桃博，岭南灵溪、博罗，宜城九酝，浔阳湓水，京城西市空、虾蟆陵，其事见《国史谱》。又有浮蚁、榴花诸美酒，杂见于传记者甚众。”
不过，窦苹忽略了一个细节，宋之问本是地道的汾州人，其所引之诗句出自宋之问《宋公宅送宁谏议》，诗中所称的曲沃也在山西，离汾州不远，诗中“曲沃匏”指的是曲沃酒樽，宋之问家中设宴请客，席中不但有家乡的酒杯，还应有家乡的美酒才是，其所谓的“尊溢宜城酒”，只不过是对客人的尊重罢了。
山西酒名名扬华夏，在宋人宋伯仁的《酒小史》中，记载了宋代全国著名的酒类，其中与山西有关的就有汾州乾和酒、山西羊羔酒、关中桑落酒、山西太原酒、潞州珍珠红、刘白堕擒奸酒等。张能臣《酒名记》也记载曰：“宋代汾州甘露堂*有名。”
《汾阳县志·汾酒曲》有诗云：“甘露堂荒酿法疏，空劳春鸟劝提壶。酒人好办行春马，曾到杏花深处无。”诗中所记甘露堂即杏花村，虽然宋时的甘露堂早已杳无踪迹了，但酒名还在。
从这些史料中不难看出，自唐代以来山西名酒甚多，只不过大浪淘沙，许多名酒未能很好传承下来，唯有汾州“乾和”一直流传至今，华丽转身为当今汾酒。汾酒在唐代名“乾和”，在宋代也名“乾和”，此名伴随唐宋660余年，响彻华夏近七个世纪，可谓我国*具生命力的品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