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生活闲适，多好酒，洪适曾有诗名曰《戏景卢》，讲的就是自己好酒不好官的故事。这首诗是洪适写给弟弟洪景卢的，弟弟希望哥哥入仕为官，常打探哥哥消息，可哥哥志不在此，嫌弟弟多管闲事，便劝弟弟说：“千橘亭前莫听声，岂无邺酌和汾清。”洪适的话再明白不过了，弟弟不要听风就是雨了，千橘亭前什么也没有，只有汾清酒和一个喝酒的人。“邺酌”和“汾清”典出《北齐书》，记载了武成帝高湛劝侄子河南王高孝瑜同饮“汾清”的故事，洪适虽没有劝弟弟也做一个喝酒的人，但自己惟愿与酒为友的志向却是不移的。

　　有史以来，酒似乎天生就是文字的酵母，好酒的时代便多好文字，与酒有关的文字自然也多，宋人众多的酒文字中，当以朱肱撰写的《北山酒经》*具学术价值。《北山酒经》是我国现存*早的一部关于酿酒工艺的专著，从酿酒专业的角度看，这部书便是*早的教科书了。《北山酒经》全书共分三卷，全面总结了历代酿酒理论，论述了制曲和酿酒技术，并收录十余种酒曲的配方及制法，在我国古代酿酒史上，堪称*具专业水准，也*具实践指导价值的，酿酒人一向奉其为经典，影响力辐射全球。《北山酒经》成书于北宋末期，说明我国的规模酿酒技术及主要工艺设备*晚在宋代便已成型。汾酒博物馆藏有一幅宋代酿酒工艺图，便是根据《北山酒经》所记绘制的，这幅图完整再现了宋人的制酒工序，与前代相比，改进*大的地方是煮酒环节。在现代人眼中，煮酒或许仅是酿酒工艺中的一个细节，但于古人而言，煮酒工艺的应用却不亚于一场革命，因为正是掌握了煮酒工序，酒的度数才得以明显提高，中国白酒才从此进入高度酒时代。根据《北山酒经》所记煮酒工序也不难断定，蒸馏酒*晚应出现在北宋晚期。

　　如果说《北山酒经》是一部实用教科书，《酒谱》则是一部酒文化大全。《酒谱》由宋人窦革编著完成，全书对北宋之前的酒文化进行了详尽汇集，资料翔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酒谱》涉及到汾酒的内容也十分丰富，譬如“唐人言酒美者，有河东干和。”又如“张籍诗云，‘酿酒爱干和’即今人之不入水也，并、汾间为贵品，名之曰干酢酒”。《酒谱》认为，在当时所有可流通的酒中，惟有杏花村酿造的干酢酒被大家公认为上品，可见杏花村在酒业中的霸主地位。

　　酒文化在宋代被上升到学术高度，宋代文人自然也不甘落后。欧阳修自称“醉翁”，他任滁州太守时曾作《醉翁亭记》，堪称酒文中*出类拔萃者，这位北宋大文学家、大史学家、大诗人口含一口美酒，一路“也”将下去，可谓“之乎者也”类文字中*脍炙人口的，其间不仅透着酒气、水气、灵气，还透着一股仙气。无酒不成文，无酒不成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如此欢乐之境该到何处寻找呢？“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这一场太守宴竟至“夕阳在山”，太守扶醉而归，但见“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饮酒饮欢乐也就罢了，太守大人还能“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此等高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庐陵欧阳修也。《醉翁亭记》千古流传，说的是酒事，是人事，更是世间事，哲学意味浓厚，真可谓“泉香而酒洌”了。

　　在“唐宋八大家”中，苏洵、苏轼、苏辙也都是好酒之人，父子三人诗文好，酒品也好。尤其多才多艺的苏轼，本已集诗文、书画、金石、音律、园艺等诸家于一身，却偏偏还是酒的爱好者、品饮家、鉴赏家；如此众多的名头加于一身已十分不易，这位东坡先生偏偏还会酿酒；酿酒也就罢了，却又大力推崇周公禁酒之训，拥护禁酒，似乎只要与文化和酒沾边的事，他都要插上一腿。可事实上，苏轼却是一个酒量很小的人，据他自己回忆，早年不能饮酒，后来经过苦练总算能饮一点，但酒量始终长进不大。被贬湖州时，苏轼与“喜饮酒”的贾耘相交甚笃，据《苕溪渔隐》记载：“贾耘老旧有水阁在苕溪之上，景物清旷。东坡作守时屡过之，题诗画竹于壁间。”有一次，贾耘送苏轼一瓶好酒，苏轼独饮一杯便“醺然径醉”。发配到惠州时，苏轼又有《发广州》诗云：“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馀”，如此酒量的确不敢恭维。不过，苏轼酒量虽小，酒性却豪放，贬谪期间，《与临安令宗人同年剧饮》时，常“我虽不解饮，把盏欢意足”；《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时，曾“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音雪”；《与梁左藏会饮傅国博家》时，竟“东堂醉卧呼不起，啼鸟落花春寂寂”；题《临江仙》时，更是“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苏轼除了喝酒喝到半夜三更外，还经常跑到田间河边向农夫渔夫请教酿酒的事，据传这位百事通先生还亲自试造过蜜柑酒、松酒、桂酒等等。喝酒有心得，酿酒也有心得，苏轼便写了一篇《酒经》，寥寥数百字，从制饼曲到酿酒，无不备述，内容竟与今天南方的酿酒方法极相似。《东坡志林》对此也有记述，看来东坡还真是好饮、善品、善酿之人，兴趣广泛如斯，可谓人间罕有，怪不得林语堂如此评价他：“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憎恨者，一位瑜珈术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心肠慈悲的法官，一个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一个月夜的漫步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与斗酒诗百篇的李白相比，苏轼应是杯酒诗百篇了，若从诗酒文化和诗酒经济考量，苏东坡显然是低酒耗、高产出的大诗人了，既合乎古今利润*大化的经济学原则，又合乎当今环保节能低碳的时尚理念。苏轼量小而好饮，且常饮常醉，醉后诗兴盎然，《饮湖上初晴后雨》、《明月几时有》便是醉后杰作。关于醉酒，古人也是有说法的，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对酒作用于人体的解释，窦苹《酒谱》称：“凡酒气独胜而气劣，脾不能化，则发于四肢而为热，厥甚则为酒醉。”另一种认识则是从病理入手的：“酒味辛甘，温酿米麦之精华而成之者也，至精纯阳，故能经络路而入辏理。酒饮入口，未尝赏停留，遍循百脉，是以醉后气息必粗，瘢痕必赤。能饮者多至斗石而不辞，使者停留胃中，胃之量岂能容受如许哉？”这样的解释显然是理智型的，还有一种解释则是直觉型的，更注重对醉酒体验的描述。陈后主陈叔宝在酒史上留有饮名，其所作《独酌谣》云：“一酌岂陶署，二酌断风飙，三酌意不畅，四酌情无聊，五酌孟易复，六酌欢欲调，七酌累心去，八酌高志超，九酌忘物我，十酌忽凌宵。”独饮十盏，境界情怀各不相同，后主见解如斯，可谓酒中虫子了。苏东坡是智者，似乎介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既醉”但不醉，此状态高妙，如此才能“把酒问青天，明月几时有”了。苏东坡在《水调歌头·中秋》一词题跋中称自己是在“大醉”中“作此篇”的，此大醉显然是有所保留的，或者说，对不胜酒力的东坡而言，已是相对大醉了。李时珍也深知“既醉”之妙，他说：“美酒饮教微醉后，此得饮酒之妙。所谓醉中趣。”醉到有趣，自是境界，此时方有才思敏捷、才华横溢的事做出来，如果烂醉如泥，即使才华万丈，怕也是死狗扶不到墙上了。

　　清朝大臣翁同书曾手书一副对联：“野店初尝竹叶酒，劝农曾入杏花村。”乍看这是一首诗中的两句，其实，前一句出自苏东坡《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后一句取自苏东坡《丰县朱陈村嫁娶图》，将二者拼接一起，竟天衣无缝，足见苏东坡诗歌空间之博大，也足见翁同书匠心之独运。苏东坡一生与山西似无交集，却为杏花村造出如此美句，可见杏花村影响之远。此联无疑是时空“阴差阳错”的产物，也不失为一件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