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多么美好，请大家观赏康康舞！”一百多年来，揭开红磨坊大幕的话语像一句宣言。无论社会动荡或者安逸，无论伴随的是纸迷金醉或者自由解放的毁誉，红磨坊只服务于快乐。

　　“我父亲曾和我说，在这儿，我们让人们忘记忧愁，我们带去欢乐。”全世界名声*大的夜总会的现任ceo让-雅克•克莱里科（jean-jacques clerico）从父亲手里接过红磨坊，他是家族第三代传人。克莱里科家族50年代末买下这座头顶夺目红色风车的建筑，它的光亮是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蒙马特高地夜的象征。

　　如果把打着游客标签的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外省人）从蒙马特的地图上抠掉，这里的白天会是空荡荡的。离开交叉路口，深巷里很宁静，建筑物的门窗很少开着。好像彻夜狂欢后昏沉沉的白日睡眠。

　　开门迎客的都是贩卖明信片、旅游纪念衫或者简易快餐和啤酒的店面。中午的一餐饭，7人份奶油鸡肉意大利面，奶油寡淡，鸡肉又白又柴，埋单下来，169.8欧元。我们反复核对账单，希望找出差错，但没找到。

　　我们把车停在地下车库，同行的法国朋友谨慎地要我们把全部贵重物品带在身上。在路边打电话，也会被他警告不要离大部队太远，离马路太近。他说这里治安太差。

　　19世纪末，这里才真叫混乱。洗衣工、裁缝、舞女、裸模、妓女、嫖客、掮客、投机商、酒鬼、小偷、强盗、浪人在这一带进进出出，酒馆妓院夜总会家家喧闹，空气里充满欲望的味道。

　　“秩序”跟这里不搭界。人们甚至这么流传：蒙马特的红灯区，1600米长的街道要养活1500个妓女，如果她们都出街，每隔一米就是一个。

　　当然，这里有无限的自由。当后印象派画家罗特列克以露易丝•威伯（人们爱叫她“拉•古吕”，意思是贪吃的女人，因为她有一副永远吃不饱的好胃口和对饮料的特殊偏爱）为主角画的第一张红磨坊海报出街时，整个巴黎都傻了。露着底裤的高抬腿女人被贴得满世界都是，成何体统。良家妇女连胳膊都必须包裹起来，密实的长裙是她们惟一的选择。人们愤怒着咒骂着脸红着垂涎着吃惊着也好奇着，涌入红磨坊，看拉•古吕热辣的康康舞。

　　只是那时候的罗特列克还没有被承认是画家，充其量只是一个爱画风流事的怪人，格调不高甚至庸俗，他夜夜沉浸在声色场所，在红磨坊有固定的座位，一杯接一杯地狂饮白兰地，画笔一刻不停。他因为疾病而上下身比例失调，腿部在少年时期就停止生长。他是红磨坊里人人都认识的酗酒者，把拐杖都做成了盛酒的容器。哪怕是后印象派，在当时传统学院派眼里，还都是一帮乱用色彩不懂得节制、难以租到画室、被艺术家沙龙拒之门外、迟早要落魄为油漆工的丧家犬。

　　这里是底层的世界。人、艺术和空气，都没有高贵的气息。

　　罗特列克的海报改变了这一切。在布兰奇广场上排队的人们踏破了红色风车建筑的门槛。

　　1952年的电影《红磨坊》（根据皮埃尔•勒米尔的同名作品改编的罗特列克传记电影，又译《青楼情孽》）里，红风车的主人齐格勒对画家诉苦：“当然，我是赚了不少。但我仍然喜欢红磨坊和她以前的样子，她的天真热情和那种风尘女子的率性。现在的她已经长大了又深谙世故。赚了钱就束腰打扮，而且不再滥喝酒，*糟糕的是，她对朋友们不理不睬，她已经挤入上流社会。昨晚她请部长全家吃饭。真恶心。”“我想该是卖掉她的时候了。”

　　电影终归是演绎，齐德勒这个肉店出身的资产阶级生意人，不会仅仅因为有违率性而对钱生出如此的厌恶。然而，红磨坊的气质的确是改变了，招来了更高贵的主顾。

　　有这样的传说。1892到1894年间，红磨坊的小品演员派多曼曾接到过一笔高达20法郎的小费，相当于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这位头戴圆顶硬礼帽的客人是衣着朴素气质高贵的绅士。他告诉派多曼不用紧张找钱的事。这位绅士就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国王表达了对派多曼表演的赞叹。他知晓后者即将赴布鲁塞尔演出，但碍于自己的身份，公开观看这种演出会被臣民议论，所以提前到法国来先睹为快。

　　派多曼的表演引人入胜但又让体面人羞于启齿。“派多曼”的意思是“放屁的人”。这位原名约瑟夫•普约尔的马赛人找到齐格勒的时候，这样介绍自己的才艺：“我的肛门会呼吸。”他脱掉裤子坐在一只装满水的大盆里，把整盆水吸入肠子，又放回盆里，屋里因此多了一股淡淡的硫磺味。他的肛门还会发出有韵律的声音，模仿乐器演奏，还有狗叫和“丈母娘说话”。他在红磨坊的舞台上身穿红外衣，带有小副翼的黑绸短裤，长筒袜和黑漆皮鞋，洁白的蝴蝶领结，白手套，黑而密的小胡须，身材高大，表情严肃。他的表演会涵盖这么一系列内容：泥瓦匠浑圆的屁，青年女子羞赧的屁，裁缝在撕两码长的布（足有10秒钟）等，观众笑得瘫倒在地，据说笑得太猛而被胸衣勒得喘不过气的妇女不断被人抬出去抢救。

　　那个年代的评论家说派多曼：“他有足够的聪明才智，知道在什么场合奏什么样的音符，他对社会人士小心谨慎，对资产阶级友好亲热，对政客严肃认真，对平头百姓则倾其所能，有时甚至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他了解自己的观众。”

　　这个评价，放大到红磨坊身上，也不为过。康康舞跳了125年，跳给英国女王，也跳给外省的穷亲戚；跳给需要解闷的巴黎人，也跳给从异域来想要探究蒙马特的好奇人。

　　1889年的红磨坊表演

　　巴黎的夜来得很晚，22点还是有点透亮的光景。我们到红磨坊附近等待进场。每天的第二场演出在1小时后开始。

　　在红磨坊斜对面的小广场上，有一块小高地，二十来平米大小，像个小舞台。有游客站上去拍照，衣襟裙摆都被吹了起来——“舞台”下面暗藏地铁的风井。女孩子们先是惊慌失措，拼命压下裙摆，遮住底裤。但没有人立刻逃跑。在跟风的较量中，男男女女们似乎得到某种满足。女孩子们既害羞又享受地笑，一边按着前面的裙摆，一边指挥同伴给自己拍照。小孩子们就更开心了，借助风的力量抛起外套。亮起来的红磨坊风车慢悠悠地旋转，衬在被风扬起的人的背后。那一刻，我们都是玛丽莲•梦露。

　　红磨坊门口停着几辆旅游大巴。带着不同口音说汉语、英语、法语和一些难以辨别语种的人们排起长队。红磨坊的入场券采用预约制，需要提前购买。它狭小的门庭前也发生过游客因临时购票不得而闹事的社会事件。

　　马奈的画中描绘过红磨坊的顾客，贵妇晚礼长裙，绅士西装革履。着装一直是进入红磨坊的第一道关卡。国内的朋友曾有因为穿着短裤而被拒绝入场的先例。但今天的客人，服装各异，不乏休闲打扮。

　　“我们（对服装）始终有要求的。但社会在变化，时尚在变化，现在会有客人穿着破破烂烂的牛仔裤，穿着拖鞋——上面标着‘香奈儿’，边上系条围巾什么的，我们总不能说：‘先生，到这边来，我们给你穿身西装、打个领结。’我们30年前这样做的。但如今，人们对于‘优雅有着（多样的）认同。” 让-雅克不承认红磨坊看在金钱的面子上向便装妥协，他解释说要区别对待，“对于第一场演出，我们比较严格，因为有晚餐，且晚会的进程稍微特殊、别致一些。之后的第二场演出规格稍低一些，只有酒水，虽是同样的演出，但属于夜晚的另一个阶段，也就是从23点开始，这不一样。”

　　旅游大巴、偏重休闲的服饰，今天的红磨坊门前庭下，跟富贵考究衣履交织的历史已然不同。目前红磨坊的客人，一半是法国人，一半是外国人，而其中10%是中国游客，包括港澳台地区。

　　第一批中国游客是四十多年前，通过商人和航空企业的介绍，红磨坊关注到中国市场。那时候的中国游客，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来游览巴黎，他们只能看第一场演出，然后回酒店休息，赶半夜的飞机去往下一个目的地。限于购买力，他们也不在这里吃晚饭，只喝香槟。而今天，中国人在巴黎的形象是这样的：“在爱马仕、路易威登（等品牌店），买那些法国人买不起的东西。”

　　“我们能感到这个国家走出了温饱的需要。现在中国游客消费得也比其他游客多。目前，我们有两个市场蓬勃发展。同40年前的情况类似，现在印度游客开始光临我们的大门……历史总是相似的。”让-雅克说。

　　红磨坊的门庭并不算大，真正闪着彩灯的场馆门开在地下。踩着红地毯一路走进去，打开“百乐门”，别有洞天。厅堂极大，容得下900位观众；我们坐在中庭的位置。舞台半圆，观众坐席呈扇形铺开，层层递高。立柱上贴着罗特列克的招贴画。整个厅堂都是暖意，除了红毯，每张桌子的台灯都罩着红色的灯罩，天花板上贴着镜子，呼应着地面的温暖。有打扮精干的漂亮女侍者，端着专业的相机配着大大的闪光灯，在场地里穿行，提供有偿的拍照服务。有坐在同一桌的观众互不相识，他们总要先做自我介绍，来自哪里，为什么要到巴黎，然后就熟络地说笑起来。

　　在你居住或者路过的城市，一定有名叫“红磨坊”的舞厅、ktv、酒吧甚至洗头房。跟巴黎相比，世界各地的小城市这种朝圣般的命名，与其说是一种误解，不如说是一种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憧憬。

　　“我觉得能来红磨坊的顾客，首先应该是比较有文化的群体，也了解法国文化。”让-雅克说，“当第一批中国游客到来的时候，我想他们已经知道红磨坊是什么了，一个多元化的有颜色、有音乐、有专业艺术家的场所。从感官上，听觉、视觉、味觉都能得到享受。”

　　演出大幕拉开。在开场的头5分钟里，我甚至没有意识到，女舞者裸露着胸部。她们通身戴着闪亮的珠宝，庞大的羽毛或者千层的裙子，外在装饰物已经让人目不暇接。她们很瘦，有的可以看见肋骨的纹路。她们成群结队，中间的领舞者吸引着*多的注意力，她们的裸露程度也*大，越往两边，舞者身体的遮蔽物越多，*边上的舞者穿着完整的胸罩。

　　“我们的节目里艺术家是穿表演服的，但会有所保留地裸露，这是设计师要费心的部分。而舞蹈、编排的展示也会有所保留，会展示女性的魅力、优雅、美丽，但不会走得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