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汾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1915巴拿马获奖”真相以来，业界关于“巴拿马大奖”的争论就从未间断过。到2014年5月19日，汾酒在北京首都大酒店隆重举办“汾酒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大奖章10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启动仪式”，伴随着全国主流媒体集中、持续、连篇累牍的传播报道，关于这一现象的大讨论达到一个小高峰，且有日渐激烈之势——“究竟谁获得了*高大奖，又是谁在隐瞒真相?”“汾酒为何对该奖的真伪究竟如此执着?”“100年前的一个奖项到底能带来什么?”人们不断在质疑，在思索。
汾酒通过一系列活动向世人释放了这样的信号：今时今日，汾酒已经将巴拿马大奖视为企业至高的历史荣耀，相关纪念活动也已经机制化和常态化。那么，汾酒获得“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大奖章”的价值遗产究竟何在?“巴拿马*高奖争夺战”等一系列事件对相关企业有着怎样的影响呢?这又对当下深处调整泥潭的白酒行业有着怎样现实的启示?
要破解谜题，我们先要揭开历史的面纱。
真相终将浮出水面
诗人顾城在《一代人》中写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短短两句诗，一个博大的题目，揭示了一个庞大而永恒的主题——不论环境如何，人类永远不会放弃对光明、美好、善良、真实的执着追求。这正如哲学界苦苦探求的三大难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样，对真相的孜孜以求，正是人类这一物种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的根本意义和终极目的。
从这一角度思考，汾酒执着于100年前的“巴拿马*高奖”归属也就不足为怪了。史官不把真实的历史记入典籍，供后人评说是不可想象的。同样的道理，作为掌握*多100年前真实历史的汾酒，不将真相向公众披露也才是咄咄怪事。
驱动汾酒的，只是人类的本能。
按照历史规律和人们的普遍认知，距离历史事件发生年代越近的记载，可信度和翔实程度越高。
由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总负责人”、“筹备事务局”局长陈琪编写的《我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纪实》出版于1917年。由于陈琪是中国参与该博览会的组织者和全程参与者，而且是整个博览会的高级评委之一，掌握的全部是第一手资料。应当说，这部《纪实》是关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权威的著作，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陈琪在该书中，详细罗列出了中国产品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的全部名单，并介绍了巴拿马博览会的奖项设计，即：
一等奖：(甲)大奖章;
二等奖：(乙)名誉奖章;
三等奖：(丙)奖词;
四等奖：(丁)金牌奖章;
五等奖：(戊)银牌奖章;
六等奖：(己)铜牌奖章。
很简单、很直观的证据。这至少表明，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的*高奖是甲等大奖章，与中国现行的一般评奖方式相比，这相当于“特一等奖”。而金牌奖章仅仅是四等奖，或者说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奖项。
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目前中国白酒界众多宣称获得“1915巴拿马*高奖”的企业当中，仅有汾酒一家明确自己获得的是“甲等大奖章”，与《纪实》一作所述相符，其他企业提及的都是“金奖”，也即“四等(丁等)金牌奖章”，即便这样，很多也都了无记载。
为什么中国众多名酒厂都在争这个“四等奖”，并将之作为“*高奖”供奉并广为传播呢?是无意识的对外国评奖颁奖规则的误解?还是有意识地对不明真相群众的误导?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如果说陈琪这位“亲历人”的一家之言仍然不足为信，那么下列记载或“证词”当足以辅证。
民国六年(1917年)杏花村《申明亭酒泉记》记载：“巴拿马赛会航海七万里而遥，陈列其间冠绝岛国，得邀金牌之奖。于是汾酒之名，不惟渐被于东西亚欧，并且暨讫于南北美洲矣。”
《并州新报》以“佳酿之誉，宇内交驰，为国货吐一口不平之气”之醒目标题，向国人欢呼道：“老白汾大放异彩于南北美洲，巴拿马赛会一鸣惊人。”这一点，在印有汾酒荣获大奖章的图案和说明的1924年山西汾酒的注册商标上可以得到证实。
已故中国酒界泰斗周恒刚先生在《知味斋杂记·汾酒拾零》中指出：“每闻某厂曾得巴拿马赛会奖牌，然而吾得以亲睹者，唯汾酒耳。”
已故中国著名白酒专家辛海庭先生1996年在《对今后白酒趋势的几点看法》中指出：“由1915年巴拿马赛会的底案上来看，当时获得三个大奖章。这个底案在上海博物馆。当时三个大奖章一个是山西汾酒，一个是直隶(酒)，一个是河南(酒)，其他是没有得大奖章的，这是有根有据的，而且是北洋军阀时代的。历史要恢复本来面目，不能颠倒。”
著名学者刘景元先生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盛况重温》一文中指出，“据已知文献记载，巴拿马赛会仅举办这一届，我国展品也只能在这一届荣获奖章。……我国在此次博览会上获奖的食品品牌中，唯有山西杏花村汾酒和山东张裕酒厂的酒荣获甲级大奖章。”
信夫?证据凿凿的一件史事，在白酒行业却倍受争议。难道真相真的不重要吗?谎言千遍就要拿它当作真理吗?自2010年汾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1915巴拿马获奖”真相以来，业界关于“巴拿马大奖”的争论就从未间断过。到2014年5月19日，汾酒在北京首都大酒店隆重举办“汾酒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大奖章10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启动仪式”，伴随着全国主流媒体集中、持续、连篇累牍的传播报道，关于这一现象的大讨论达到一个小高峰，且有日渐激烈之势——“究竟谁获得了*高大奖，又是谁在隐瞒真相?”“汾酒为何对该奖的真伪究竟如此执着?”“100年前的一个奖项到底能带来什么?”人们不断在质疑，在思索。
汾酒通过一系列活动向世人释放了这样的信号：今时今日，汾酒已经将巴拿马大奖视为企业至高的历史荣耀，相关纪念活动也已经机制化和常态化。那么，汾酒获得“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大奖章”的价值遗产究竟何在?“巴拿马*高奖争夺战”等一系列事件对相关企业有着怎样的影响呢?这又对当下深处调整泥潭的白酒行业有着怎样现实的启示?
要破解谜题，我们先要揭开历史的面纱。
真相终将浮出水面
诗人顾城在《一代人》中写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短短两句诗，一个博大的题目，揭示了一个庞大而永恒的主题——不论环境如何，人类永远不会放弃对光明、美好、善良、真实的执着追求。这正如哲学界苦苦探求的三大难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样，对真相的孜孜以求，正是人类这一物种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的根本意义和终极目的。
从这一角度思考，汾酒执着于100年前的“巴拿马*高奖”归属也就不足为怪了。史官不把真实的历史记入典籍，供后人评说是不可想象的。同样的道理，作为掌握*多100年前真实历史的汾酒，不将真相向公众披露也才是咄咄怪事。
驱动汾酒的，只是人类的本能。
按照历史规律和人们的普遍认知，距离历史事件发生年代越近的记载，可信度和翔实程度越高。
由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总负责人”、“筹备事务局”局长陈琪编写的《我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纪实》出版于1917年。由于陈琪是中国参与该博览会的组织者和全程参与者，而且是整个博览会的高级评委之一，掌握的全部是第一手资料。应当说，这部《纪实》是关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权威的著作，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陈琪在该书中，详细罗列出了中国产品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的全部名单，并介绍了巴拿马博览会的奖项设计，即：
一等奖：(甲)大奖章;
二等奖：(乙)名誉奖章;
三等奖：(丙)奖词;
四等奖：(丁)金牌奖章;
五等奖：(戊)银牌奖章;
六等奖：(己)铜牌奖章。
很简单、很直观的证据。这至少表明，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的*高奖是甲等大奖章，与中国现行的一般评奖方式相比，这相当于“特一等奖”。而金牌奖章仅仅是四等奖，或者说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奖项。
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目前中国白酒界众多宣称获得“1915巴拿马*高奖”的企业当中，仅有汾酒一家明确自己获得的是“甲等大奖章”，与《纪实》一作所述相符，其他企业提及的都是“金奖”，也即“四等(丁等)金牌奖章”，即便这样，很多也都了无记载。
为什么中国众多名酒厂都在争这个“四等奖”，并将之作为“*高奖”供奉并广为传播呢?是无意识的对外国评奖颁奖规则的误解?还是有意识地对不明真相群众的误导?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如果说陈琪这位“亲历人”的一家之言仍然不足为信，那么下列记载或“证词”当足以辅证。
民国六年(1917年)杏花村《申明亭酒泉记》记载：“巴拿马赛会航海七万里而遥，陈列其间冠绝岛国，得邀金牌之奖。于是汾酒之名，不惟渐被于东西亚欧，并且暨讫于南北美洲矣。”
《并州新报》以“佳酿之誉，宇内交驰，为国货吐一口不平之气”之醒目标题，向国人欢呼道：“老白汾大放异彩于南北美洲，巴拿马赛会一鸣惊人。”这一点，在印有汾酒荣获大奖章的图案和说明的1924年山西汾酒的注册商标上可以得到证实。
已故中国酒界泰斗周恒刚先生在《知味斋杂记·汾酒拾零》中指出：“每闻某厂曾得巴拿马赛会奖牌，然而吾得以亲睹者，唯汾酒耳。”
已故中国著名白酒专家辛海庭先生1996年在《对今后白酒趋势的几点看法》中指出：“由1915年巴拿马赛会的底案上来看，当时获得三个大奖章。这个底案在上海博物馆。当时三个大奖章一个是山西汾酒，一个是直隶(酒)，一个是河南(酒)，其他是没有得大奖章的，这是有根有据的，而且是北洋军阀时代的。历史要恢复本来面目，不能颠倒。”
著名学者刘景元先生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盛况重温》一文中指出，“据已知文献记载，巴拿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