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高考，吴新芳在河北邢台地区拔得文科头筹，顺利进入中国第一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四年后他进入北京东城区政府部门做政策研究工作。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大批下海经商的人不乏北大人的身影，吴新芳正是一个这样的北大人，亦是这一时期的涉水者。

　　但像所有不安分的人一样，几乎眨眼间，随着小平南巡的尾音，他辞掉比“铁饭碗”更硬的工作，下海了！在那个真正“喜大普奔”的年代里，做起了弄潮儿。

　　毕业后的前十余年，曾从事过政策研究、外贸、图书出版和医药营销工作，这个轨迹把他送到“有钱人”的行列。

　　人不能只为吃饭活着，成功与奋斗的标准当然不仅仅是有钱。吴新芳内心涌动着一种宏大的责任意识，那就是要做一个真正的创造者、创新者。就如同他二十多年前毅然决然放弃公职一样，敢想敢为、自由进取的北大精神一直在他身上发生作用。

　　敢为天下先！

　　2006年。已在医药健康领域浸润多年的吴新芳隐身闹市，在北京东二环附近的一间办公室里埋头研读由著名医学家、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先生主编和整理的《清宫医案研究》。在厚厚的四大卷文献中，他发现了一条纪录：雍正十一年（1733年）七月初六，罗怀中将三种“西洋葡萄药酒”以及说贴作为御品，呈献给雍正皇帝。这条信息迅速点燃了他的灵感。将西方的干红与中国的养生本草相结合，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境界，红酒为‘表’，养生为‘里’，如同‘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奉献完美的口感，蕴含强身健体的功能，从里到外都给人们带来享受，走出自己的路，促进中国酒消费的升级换代。做一个跨行业和跨文化的创造！

　　想法一旦产生，围绕它的各种评判也接踵而至。吴新芳内心非常清醒，他知道，给红酒这种西方的舶来品嫁接中国元素，是一种冒险。众所周知，红酒在西方被誉为“上帝的血液”，是西方文明的重要载体。传统的红酒极其讲究血统，发展出一整套巨细靡遗的文化，从土壤的质地，葡萄籽的选择，年份，酿造工艺，存储，乃至开瓶倒酒观色配菜都有讲究，繁文缛节堪称周密。与中国的茶文化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围绕在红酒周围的既定传统秩序和礼仪文化已经深入到中国的红酒客心中。要让他们接受红酒加本草的改变，一定会面临众人的口诛笔伐。可吴新芳有北大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与意志。认准了的事儿，他必然会付诸实践。他深信中国人的血液里流淌着养生的天然基因，这可以与红酒恰如其分地结合。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当年的文科王，迅速成了如今的酿酒郎。但他所酿的酒是空前的产品。

　　红酒为中国而改变

　　世界是变动不居的，葡萄酒也是发展变化从未原地停留不动的。世界葡萄酒发展的长河中从来不缺少“变化”。在西方早就有酒精度偏高的“加强葡萄酒”品类，如雪利酒、波特酒、玛萨拉酒等；也有添加了多种植物成分的加香葡萄酒，如法国廊酒、修道院酒、意大利威末酒；还有在葡萄酒的酿造过程中突发奇想、将错就错的旷世美味，如干白的起泡演变成香槟等气泡酒，葡萄的晚收枯萎酿出了珍贵无比的贵腐酒……

　　红酒进入中国很早，成为货架上的必选项确是近二十年的事情。人们常以红酒较之于白酒的活血养身来提升其身份与品格，加之西方文化的全球性扩张，一路高视阔步，正成为更多人的新宠。其暗红的色泽，恬淡的口感，有礼有节的饮用文化，很符合中国古代的美学精神，富于暗示而非一泄无余。所以它的可观，很适于进入现实的风景。

　　中国人有惊人的文化传承力，历史记载卷帙浩繁，文字亘古未变，就连许多普通人家都保留着上溯几十代的家谱。由此不难想象，草药在中国延续至今不能单一归咎于医学的滞后和文化的偏狭，它是渗入到血液和思想中的对习俗的信仰和固守。白酒和草药的结合一直扮演着中国酒文化中举足轻重的角色。杏花村大名鼎鼎的竹叶青就是药酒。

　　但是红酒也能和草药结合吗？没有喝到百利生之前，谁会问这个问题呢？就如我们绝不会想到“啤酒和草药结合”这样一个问题一样。对此，吴新芳自然有自己的看法：“发展本草红酒，当然想搭上中国红酒市场长足发展的快车，但是，我们看到了另外的一种希望”。按照吴新芳的说法，本草红酒是有别于普通红酒之外的新品类。

　　“国内著名的葡萄酒专家，比如段长青和李德美教授，他们都承认中国葡萄酒消费结构区别于国外，中国葡萄酒消费中专业性的葡萄酒消费还不成气候，葡萄酒的大众消费人群对红酒的了解并不专业，他们很多人是把红酒当作健康的酒水来看待，他们在意红酒能给健康带来的好处。换句话说，本草干红是可以满足这些消费者对红酒健康的需求的。”

　　“国内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基本上延续西方葡萄酒产业的模式，品种、风土、种植、酿造、销售，无一不是模仿秀。这种做法没有错误，中国红酒产业需要提升产品品质，需要酿造出更具个性的产品。”

　　吴新芳思考本草干红的问题，并不局限在产品本身，他似乎看的更远。“本草干红更养生保健，能满足非专业红酒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在红酒文化并不是很接地气的时候，本草红酒因为植入了中国的养生本草，显然更受部分消费者、尤其是大众消费者的欢迎。”吴新芳给自己的本草红酒设定了不同的竞争策略，就是避开纯正葡萄酒的竞争，从健康的配制酒、品牌酒入市。

　　在葡萄酒中融入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中草药成分，可以称的上市葡萄酒在中国的变奏。“百利生”酒业先后推出了杞红葡萄酒、参花本草葡萄酒、龙玫本草葡萄酒、山佛苓本草葡萄酒，均是这一创新模式的衍生。以“百利生”杞红葡萄酒为例，它是在干红中融入了灵芝、红花、枸杞子这三味中国人心中的宝贝。这种酿造方式事实上与西方的加香型葡萄酒一脉相承，也是中国传统药酒的突破。中国的葡萄酒人一直在思索本土红酒的出路，希望找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变革方式。这种重组与变构绝对称得上是中国葡萄酒的变奏曲。从葡萄酒发展的创新看，中国的百利生牌本草红酒，堪称是“超级中国红”（super chines wine），应该说，中国的本草红酒也是世界葡萄酒五十年以来的一次重要创新。

　　百利生营养为王

　　在中国，用白酒泡药酒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在吴新芳看来本草红酒与传统药酒相比区别巨大。“基酒有质的差异。红酒属于发酵酒，酒精度低，没有损伤其他内脏的顾虑，含有大量的有机物质和营养成分，是世界公认的健康酒。白酒属于蒸馏酒，酒精度高，主要物质是乙醇，长期饮酒并无节制，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药酒在中医看来，只适合某一类人的某种疾病，并不具有广谱的养生保健功能，如果使用不当，也会影响健康。本草红酒则不然，如同红酒一样能适合更多的人。”

　　我们知道，中国人有很多开始饮用红酒，但对红酒的硬性指标并不是十分清晰，往往随大流，市场上的产品参差不齐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何让消费者喝到真正好的，符合我们民族特性的红酒，当然要体现在两点，一是酒质好，二是健康指标高。因为中国人很多事冲着红酒的养生功能去的。百利生在这两方面都做了相应的探索和先驱性的贡献。它严格坚持精选酒、精选药、精发酵的工艺，建立了自己的营养指标体系。

　　百利生本草干红自上市以来，接受过多家权威机构对其品质的稳定性、安全性和功效等多项技术检测。2012年12月，清华大学分析中心对百利生本草干红生产工艺的稳定性进行了一次红外光谱实验，检测报告显示，两个批次中的多糖类物质存在的位置以及强度比较相似，其相似度达到93%。2013年7月，来自北京市药检所和北京市疾控中心的第三方抽检结果表明，百利生本草干红所含的功能性“标的物”——多糖含量指标，是国家质量标准的两倍。也就是说，百利生本草干红中含有较多的有利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同时，百利生本草干红重金属指标仅为国家限定标准的十分之一，有害菌群等指标仅为国家限定标准的百分之一。2014年7月，国家葡萄酒监督检测中心的一项检测表明，百利生杞红葡萄酒中白藜芦醇含量为8.3 mg/l，百利生参花本草干红中白藜芦醇含量达到13.3 mg/l，均为国内普通红酒中白藜芦醇含量（平均1-2 mg/l）的数倍；而百利生中原花青素的指标达到2000mg/l，也居于国内红酒行业的领先水平。这些清晰、准确的数字仿佛将百利生的内在解析开来，向饮用者做了一个“彻底的交代”。

　　而这些都建立在百利生的精细酿造和创新工艺上。

　　精选酒 ：百利生在选择基酒的时候，首先考虑到的便是“利生”，葡萄酒中的营养成分多少与品种、土壤和酿造工艺关联度高。百利生优选进口的法国、澳大利亚、智利生产的优质干红，主要以赤霞珠、西拉、内比奥罗等葡萄皮中富含健康物质的葡萄酒。在选择这些葡萄酒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土壤因素，百利生选择火山灰土质的有机葡萄园，火山灰土质含有大量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

　　精选药 ：百利生本草干红的产品组方有自己的原则，即要关照到药效学的“理法方药”，就是说要讲预防医学的疗效，还要关注这是一款搭载了美味红酒的生活化的产品，要配合美酒的味道；在这样的产品制备原则下，中国传统医学中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未产品制备提供了选择的便利。所以，在筛选草药的时候，已经有了正确的指导方向，所有组方用药均有所取舍。

　　精发酵：经过组方后的草药，要经过现代中药的提纯，获得流浸膏。本草干红三项发明专利技术使得干红葡萄酒与流浸膏进行“冰融浸润”，并使得其中的中药参与发酵，令组方配伍的草药的药物、药味焕发新的活力和新的味觉形态。

　　负责任的味道

　　就像其他新生事物出现时的遭遇，百利生刚刚上市时，不少业内人士对本草加干红的做法持有异议，甚至有人说这种创新是胡闹。但它却在参加国内外众多的行业展会时，得到了业内专家众口一词的称赞。

　　法国葡萄酒品鉴协会的创始人jerome mancosu评价百利生：“颜色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