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酒荣膺巴拿马大奖的事发生在1915年，北洋政府将公文和金质奖章送达山西省军政府第六科时，已是次年。科长连天祥接到喜报不敢怠慢，立即禀报督军阎锡山，阎锡山旋即以军政府名义赠给“义泉泳”酒坊“中外驰名”、“味重西凉”两块牌匾。鼓励事小，产业事大，山西王阎锡山少时曾在商号做过小伙计，自然懂得此事分量；更何况，当时他正在大力推行“造产救国”，汾酒折桂巴拿马无疑是他难得一借的东风。

　　于是，山西王又做了两件令人备感意外的事。先以省政府名义发布《关于<巴拿马赛会山西出品汾酒得奖通告>》，号令三晋父老“加意推广”，再于1918年2月6日给汾阳知事发去《训令汾阳县知事晓论商民改良汾酒办法文》，督其“亟应乘此机会力筹改良进行之策，以裕税源，而厚民生。”

　　山西王的一纸通告以白话文发布，这在当时官场十分罕见，或许是山西王想让更多民众知晓此事吧。通告称“可喜我们山西的汾酒，得下一等金质奖牌一枚、奖状一纸。居然在世界各国里头争了优胜，岂非*有名誉的事么。”通告同时倡导：“应改良的竭力改良，应推广的加意推广，那利益就增进无穷了。”

　　山西王不仅账算得好，还深知“经此次赛会竞胜，远近传播，购者必多”，便训令汾阳知事“召集地方绅富共同讨论，嗣后酒瓶之装饰，必须精美，始能受人欢迎。外运之包装必须坚固，始能输送远地。凡属制造汾酒之户，应将此次奖牌定位商标，并于中外新闻纸上广为登录，以资招徕。”

　　同时还对市场资源整合、统一营销、品牌保护、防止假冒产品和打击不法奸商等问题提出具体要求，一纸政府训令竟也如此见商业精神，山西王不愧晋商弟子。通告发了，训令发了，大力扶持汾酒的戏台搭起来了，山西王便指定汾阳人、督军公署副官张汝萍与“义泉泳”协商合作事宜。王协卿对与官府合作毫无兴趣，又不敢得罪，便委托杨德龄赴并谈判，开出非常苛刻的条件，公私合营之议久拖不决，不了了之。官府好糊弄，张汝萍却不好糊弄。

　　张汝萍之父张文福曾在汾阳王家设馆教书，当年杨德龄出任“宝泉益”大掌柜一事，便得益于他的推荐，张汝萍与“义泉泳”渊源极深，对做强做大汾酒一事念念不忘，便提意私人集资扩股。张汝萍的提议得到乡党山西农林学校教员武振铎、省议会议员田作霖、商业专门学校教员吕连科以及李铭山的响应，经与“义泉泳”大掌柜杨德龄协商，决定由张汝萍等五人各认股500元，计2500元（银元），“义泉泳”以酒入股，作价2500元，并公开向社会募股，组建晋裕汾酒有限公司。

　　1919年1月，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在太原桥头街成立。公司内设股东代表大会，下设董事会和监事会，重要事项由董事长、董事、监事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董事会由张汝萍、王庭献、李鸿鼎、吕连科等五人组成，董事长由张文福担任。监事除武振铎、田作霖外，另邀冀贡泉、傅瑶、崔镇岳三人为特约监事。经理为杨德龄，副经理为许成亮、董吉祥，“义泉泳”派出店员十余人参与管理。股东共计55人，集资1010股，股金50500元。

　　晋裕公司是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在三晋大地的首次植入，也是中国白酒行业有史可查的*早的股份制企业。晋裕公司与“义泉泳”合作，前者负责销售，后者负责生产，每斤出厂价一角五分，每年销量在1-1.5万公斤。1926年，晋裕公司外销价涨到五角五分，“义泉泳”的出厂价仍为一角五分，“义泉泳”多次要求提价未果，“义泉泳”的新掌门王协卿之子甚为不满。次年，“义泉泳”出现内讧，少东家便迁罪于杨德龄，将杨辞退，并中断与晋裕公司的一切合作。杨德龄只得离开“义泉泳”，专任晋裕公司经理，“义泉泳”的大部分员工也追随杨德龄而去。晋裕公司与“义泉泳”合作八年后分道扬镳，转而与“德厚成”酒坊达成协议，包销其全年所产汾酒的一半，随后又在“义泉泳”隔壁购得民宅，建起自己的酒坊，生产规模与“义泉泳”相当，杨德龄的得力干将韩瑞符出任大掌柜，自产自销。家族企业“义泉泳”显然不是股份制企业晋裕公司的竞争对手，生意日渐萧条。1932年，晋裕公司以9600银元收购“义泉泳”全部资产，“义泉泳”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至此，晋裕公司旗下资产有铁钵烧锅2个、石磨4盘、发酵缸2680口、铁轮马车2辆、贮酒缸106口，年产量4万公斤左右，经销品种包括老白汾、竹叶青、白玉露、状元红、玫瑰露、木瓜露、茵陈露等，包装大部分由黑釉陶瓷瓶改为玻璃瓶，并注册了“高梁穗”商标。同时，晋裕公司将销售网络建到全省各县，并在北平前门大街、大栅栏、琉璃厂，天津法租界26号，南京中正街、市府路等处设立销售网点。此外晋裕公司还兴建了太原罐头厂、新华泰木器厂、平遥面粉厂等企业，规模日渐扩大，获利颇丰，但税负也很重。

　　据方心芳《汾酒酿造情形报告》载：“汾酒虽闻名全国，而正式向外销售尚为时不久，至今仅晋裕一家，但其营业尚不发达，诚出人意料之外。此中*大原因为税捐繁杂，运输不灵之故。据云，民国8年，每斤酒收税金一分二厘四外，又牌照费八元，而近年则每斤酒需纳一角零二厘之正副捐税。每年牌照费五十二元尚不在内，若运往他省，不惟销售地需纳捐税，即路过税局，也被阻逼纳。”《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亦称：“山西酒税繁重，驾乎一般省份之上。”

　　晋裕公司初创时员工仅10余人，1927年建立酿造厂后增至17人，1932年兼并“义泉泳”后员工达25人，1936年达到高峰，员工计有54人，其中酿酒工25人。据《中国实业志·山西省》载：“民国25年（1936），山西各地制酒职工*多首推汾阳，共计241人。而晋裕有职工25人，占酿酒工人总数的10.4％。汾阳全县年产酒15万公斤，晋裕一家产4万公斤，约占总产量的26.7％。”1944年职工减少到12人，1947年仅剩4人。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前夕，晋裕公司将所存汾酒近万斤、700余箱运到太原县小店镇租赁民房存放。日军侵占太原城后，晋裕公司被抢掠一空，杏花村酿造厂所存汾酒也损失十之七八，晋裕公司被迫关闭。

　　1948年6月，汾阳刚刚获得解放，中共晋中区党委即派侯旭东、杨汉三二人筹备恢复汾酒生产。要求必须在中秋节前让人民喝上汾酒，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把汾酒送到北京。他们找回了晋裕公司的老工人郝瑞斌、申德录、任廷寿、杨穗有、王生荣、蔚绍全6人，由晋中区党委拨来高粱200担（约合2万斤），在义泉涌酒坊的旧址上组织恢复生产。筹备工作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于当年9月16日投产流酒，日产酒40斤，到年底生产汾酒500斤。1949年9月初，汾酒厂工人在警卫班的保护下，分四批把五百余斤汾酒运到了首都。这样杏花村汾酒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国宴用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