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人吃都不够哪有红薯酿酒”

　　11月9日，到达郴州与永州交界的一个村庄——桂阳县石牛塘村，已经是晚上8点，夜里车行在山间，导航导不出山间的无名小路，司机几次把车开到了新修的断头路上。进入村庄，几盏昏黄的灯，此起彼伏的狗吠声。

　　唐全清烧火蒸红薯，准备制作酒醪

　　晚饭是在朱三录家吃的，菜是当地的血鸭，当然，也少不了自家酿的红薯酒。

　　“三年的红薯酒了。”自家酿的红薯酒醉卧路边的酒鬼，朱三录热情地给客人倒酒，偷偷给自己倒上小半杯，妻子肖四红发现，夺过他的酒杯，嗔怪丈夫不注意身体。朱三录年初因为胆结石住了院，医生叮嘱不能喝酒。

　　“喝酒啊，吃菜！”他招呼，端着饮料跟我们频频举杯。

　　“以前哪里有红薯酿酒啊，人吃的都不够。”乡村寂静，跟两个耄耋老人围炉而坐，正适合听故事的夜晚。

　　朱井开将酒曲、糯米糟和蒸好的红薯装进缸内发酵

　　据老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只有富足的人家会酿酒。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私人酿酒并不被允许。而且，红薯是珍贵的口粮，一家人靠红薯填饱肚子，“一家六口，1斤米配上红薯煮一锅饭吃两顿，米饭要留给孩子和老人，两个大人吃红薯丝。”全家都能吃上白米饭，是他们那时候能想见的*好生活，酒是奢侈品，只有过年才到供销社打上几斤散酒。

　　1980年，村里包产到户，允许开荒，村民大规模种红薯，“每家种七八千棵红薯，每年红薯能堆满两个仓库。”村里习惯用“棵”来计算红薯的产量，七八千棵意味着每年可以产出五六千斤红薯。红薯有了结余，村里才开始家家户户酿红薯酒。

　　那几年，村里经常可以看到醉卧路边的酒鬼。

　　朱三录今年81岁，肖四红79岁。在子女的劝说下，前两年才放弃了种稻谷，却依旧坚持每年种几百斤红薯，大部分用来酿酒，部分做成红薯干。

　　在村里，酒是少不了的。来了客人，一定会端出酒来，这是热情，也是习惯；村里人情的往来，也会相互间提上一壶自家酿的红薯酒。（记者：唐兵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