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俗的荒凉中，葡萄干和葡萄酒是葡萄的两种出路和未来。前者是岁月的‘干尸’，后者是圣徒的‘血’。”作家沈苇曾在《在植物传奇》中这样写道。

　　红色的葡萄酒常常使人想起鲜红的血液，以至在欧洲，葡萄酒还有一个极致的名字——上帝的血液。巧合的是，在中亚的一些传说中，葡萄树正是用血来浇灌的。瑞典东方学家贡纳尔·雅林在《重返喀什噶尔》一书中引用了一则维吾尔族的古老传说：魔鬼先后用一只狐狸的血、一只老虎的血、一只野猪的血来浇灌葡萄树，因此人喝了葡萄酿的酒，就变得像狐狸一样聪敏、老虎一样凶猛、猪一样肮脏。

　　你知道，朋友，为一次新的婚礼，我早就在家办过狂欢的酒席，衰老不孕的理性我把她休掉，娶来葡萄的女儿做我的爱妻。”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在《柔巴依集》中将葡萄酒喻为葡萄的女儿，葡萄酒的地位在古代波斯已不言而喻。事实上，当葡萄被酿造成鲜红的液体之初，它即被赋予一种神秘的色彩。歌德说：“酒使人愉悦，而欢愉正是所有美德之母。我继续与葡萄树芽作精神上的对话，它们使我产生伟大的思想，使我创造出美妙的事物。”而心理分析学家阿拜利认为：“葡萄酒在宗教里是上帝的血的象征，它能给我们鼓舞，它是我们克服地球引力的精神力量，还能给我们的想象力插上翅膀……当梦中高脚杯的深红或金黄色的葡萄酒熠熠发光，人生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灵魂而言，葡萄酒带来的奇迹是神圣而富于活力的，它能使呆板单调的尘世生活插上翅膀，从而变得神圣。

　　在西方，葡萄酒还曾长期作为减轻病痛、消毒杀菌的良药。西方医学奠基人、被尊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著名医生波克拉底给病人开出的每张药方上几乎都有葡萄酒，他认为葡萄酒是一种温和的酒，适量饮用对人的身体会有益处。通过调查和研究证实，今天的人们发现，葡萄酒中含有与人体健康有益的多种氨基酸、矿物质和维生素，这些物质都是人体必须补充和吸收的营养品。目前，已知的葡萄酒中含有的对人体有益的成分大约就有600种。

　　作为人类*早发明的酒类之一，葡萄酒的出现可能要远远早于我们有文字记录的历史。2011年，一支由亚美尼亚、美国和爱尔兰学者组成的考古团队在亚美尼亚南部一处洞穴中发现全世界*古老的葡萄酒酿造设施，碳元素检测结果显示，在一套葡萄酒榨汁设备旁的一条风干葡萄藤生长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

　　考古资料证实，世界上*早栽培葡萄的地区是小亚细亚的里海和黑海之间及其南岸地区。大约在7000年以前，南高加索、中亚西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已开始了葡萄的栽培。波斯(即今伊朗）是*早用葡萄酿酒的国家。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考古学家在伊朗北部扎格罗斯山脉的一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遗址里，发掘出一个公元前5400多年前的罐子，其中有残余的葡萄酒和防止葡萄酒变成蜡的树脂。

　　古埃及也是*早栽培葡萄和用葡萄酿酒的古国之一，在埃及一座古墓中一幅距今6000年以上的壁画，上面清楚地描绘了当时古埃及人栽培、采收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情景。

　　约2500年前，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自中亚北部传入伊犁河流域、奇台、木垒及东疆区巴里坤、哈密、鄯善等地区。2007年，考古人员在距今约2500年的新疆吐鲁番洋海古墓中发现了一根保存完好的葡萄藤。这根古葡萄藤深褐色，扁的藤略有弯曲，长115厘米，*大径2.3厘米，藤上有5个芽节。专家认为，这根葡萄藤的具体年代应在公元前500年前，相当于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

　　葡萄与葡萄酒传入中原的时间则晚的多。《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中记载道：公元前138年，外交家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看到“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这也是葡萄酒首次出现于中国的史书之中。

　　是谁将葡萄带入中原，却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是“凿空西域”的张骞，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携葡萄入中原第一人为西汉“贰师将军”李广利。据公元10世纪的中国百科全书《太平御览》记载：“贰师将军”李广利征服大宛，携葡萄种归汉。《太平御览》中注明这项记载出自《汉书》，但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述，李广利破大宛之后，汉使带回“蒲陶”（葡萄，古名蒲桃、蒲陶）、“苜蓿”的种子，并将其种植于离宫之外，也就是说，带回种子的并非李广利，而是那些被派遣到西域的使节。

　　但无论将葡萄带入中原者是谁，在经过漫长的传递，葡萄，这种世界*古老植物之一的物种第一次传入遥远的东方。 葡萄、石榴、无花果并称为“丝路三大名果”，它们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东方的*著名的3种水果。

　　我国*早有关葡萄的文字记载见于《诗经》：“绵绵葛藟，在河之浒。”、“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诗中的葛藟与薁都是我国*早种植的葡萄品种。作为葡萄属植物的起源中心之一，原产于我国的葡萄属植物约有30多种（包括变种），例如分布在我国东北、北部及中部的山葡萄，产于中部和南部的葛藟，产于中部至西南部的刺葡萄，分布广泛的蘡薁等等，但这些都是野葡萄。

　　欧亚种葡萄，即今天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的葡萄传入中原则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我国古代曾其为“蒲陶”、“蒲萄”、“蒲桃”、“葡桃”等，葡萄酒则相应地叫做“蒲陶酒”等。关于葡萄两个字的来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葡萄，《汉书》作蒲桃，可造酒，人酺饮之，则醄然而醉，故有是名”。“酺”是聚饮的意思，“醄”是大醉的样子。按李时珍的说法，葡萄之所以称为葡萄，是因为这种水果酿成的酒能使人饮后醄然而醉，故借“酺”与“醄”两字，叫做葡萄。

　　葡萄传入中原之后，由于葡萄生产具有较强季节性和地域性，葡萄酒的酿造技术并没有在内地大面积推广，而主要来自西域储国的进贡作为皇宫贵族饮用的珍品。《三国志·魏志·明帝纪》中记载：“（孟）佗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孟佗是三国时期新城太守孟达的父亲，张让是汉灵帝时权重一时、善刮民财的大宦官。孟佗仕途不通，就倾其家财结交张让的家奴和身边的人，并送给张让一斛葡萄酒，得到凉州刺史一职。一斛葡萄酒可换得刺史之职，可见当时葡萄酒身价之高。

　　对于葡萄酒，魏文帝曹丕更是十分钟情，他在《诏群医》中写道：“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非长者不别也。……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提起葡萄酒已足以让人垂涎三尺，更不用说亲自喝上一口，对于葡萄酒的喜爱，魏文帝也算是空前绝后了。

　　相比之下，生活在西域的人们则幸运的多，葡萄不仅在新疆广泛种植而且葡萄酒成为日常饮用的主要酒品。公元384年，北凉将军吕光征龟兹（今库车），他报告说，这里有许多葡萄园，葡萄酒总是被大桶大桶地享用，人们在酒窖里日夜酩酊大醉，连守城的士兵也不例外。西晋张华所著《博物志》上同样记载道：“西域有葡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传云，可至十年。欲饮之，醉弥日乃解。”

　　这一点，通过新疆境内所出土的两汉至唐时期的“葡萄”标本与酿酒工具也可以证实。2004年夏，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座墓室为9平方米的古墓壁室正面，发现了一幅长2.5米，高0.6米的“庄园主生活图”壁画。其下角画有一块葡萄地，画面上再现了葡萄酿酒从榨汁到蒸馏等全过程，墓葬的年代为距今1700年前；1995年10月在民丰尼雅遗址一号墓地三号墓一座男女合葬墓中，在女主人脚下成组的陶器、木器中，内置有羊腿、梨、葡萄、粟饼等物。

　　以葡萄为装饰图案的饰物也同样为当时的人们所经常采用。1978年在特克斯曾出土了一件环径为1.3厘米的西汉时期的葡萄坠金耳环，1984年在乌鲁木齐的乌拉泊水库一西汉时期的古墓中同样出土了一件长2.5厘米的的葡萄坠金耳环。

　　从考古出土的葡萄实物、葡萄坠金耳环、大型贮酒器、酿酒工具以及反映当时社会庄园主生活的有关葡萄种植和用葡萄酿酒的壁画来看，西域的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在两汉至唐十分盛行，其中吐鲁番盆地、库车、沙雅、巴楚、民丰、乌鲁木齐及伊犁等地较为集中。

　　由于气候不同，加之从东汉末年一直到隋朝统一中国，内地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大动荡之中，葡萄不可能作为主要的农作物种植，葡萄的产量一直极少，这种情况即使以唐初也并不太大变化。唐高祖（618-626年在位）与群臣聚会时，葡萄也作为甜食上桌。侍中陈叔达拿了葡萄却没有吃，高祖问他为何，陈叔达回答说：“在下母亲有口干的疾患，听说葡萄*能生津止渴，却贵而难求。”高祖生母已不在人世，不由叹息道：“你毕竟还有可以奉上葡萄的母亲啊！”说罢呜咽而泣。身为高官的陈叔达，母亲患病想吃葡萄能难以得到，何况是葡萄酒。

　　唐朝初年距葡萄传入中土已经过了七百年，却还不能酿造葡萄酒，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那是因为当时葡萄酒都是来自西域的珍贵贡品，仅能满足皇族及部分高官。

　　葡萄酿酒业在中原得到广泛发展，是在把高昌国纳入版图之后的事。《册府元龟》卷970记载：“及破高昌，取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

　　高昌（高昌故城位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之哈喇和卓）历来以盛产葡萄著称，早在南北朝时就向梁朝进贡葡萄。马乳葡萄味甜、粒大饱满，是鲜食的佳品，也是酿酒的好原料。因此，公元640年，兵部尚书、大将侯君集攻破高昌后，将马乳葡萄带回长安，唐太宗不仅将其种在御苑，而且亲自过问用马乳葡萄酿酒一事，并将配成的葡萄酒赏赐群臣。在葡萄酒传入中原的过程中，或许还有粟特人的身影。粟特人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操中古东伊朗语的古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