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一直以来笔者认为，对中外特定历史时代存在的文学差异化进行解读是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是德国著名的思想哲学家，他的酒精神则贯穿了起整个哲学思想，而在东方的魏晋时期也有很强烈的“酒”文化和衍射下的思想。尼采和嵇康均为中西方有名的哲学家，他们在个性、思想等方面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当然也有着巨大的差异性。本文将从双方都有的“酒”开始，去看看两者之间的异同之处。

　　酒与酒

　　在尼采的著名作品《悲剧的诞生》中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其提出了关于酒神和酒神精神的定义。古希腊人祭祀狄奥尼索斯的时候是通过狂欢的方式：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开始歌唱舞蹈并最终达到疯狂和兴奋的状态，从而在忘我的境界中追求一种超脱的快乐。尼采在认知了这层精神属性以后，从独特的角度去分析酒神祭祀其中所隐含的意义，从而形成了他的极具癫狂特色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在尼采的心中，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代表了两个不同方艺术创作方向上的能量和灵感来源。

　　酒看上去是白色纯洁如纸，却是辛辣刺激之物，如果什么朝代最能体现他的浓烈反差，当属魏晋时期，有酒岂能无人？以嵇康为代表的“酒”文化是魏晋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时期朝代更替频繁、时局动荡，在这个迷惘而黑暗的时代里，名士们迫于统治者的淫威，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经常讲自己不敢讲的话，做自己不该做的事，在极度压抑之下心灵开始变得极为扭曲。名士们对天下和自我行为的绝望以及和未来人生的丧失，只好走向极端，摆脱名教而自命通达。

　　玄学兴起以后，魏晋士人们比常人有着更为深刻的感触，因为酒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中感情寄托的载体。同时，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人们对生命和心灵自由的渴望远比以往要强烈，而正是这种极度强烈的心灵颤栗，给这个时期的很多文学作品增添了闪耀着人性和理性的光彩。如曹丕的《燕歌行》、曹操的《短歌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等等，无一不展现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酒、药、文章、衣衫不整都组成了名士们豁达脱俗、率真超然、充满感情、追求诗意人生的魏晋风度。

　　相似环境下的思想

　　酒神精神与以魏晋酒文化有着相似的社会环境。在当时的西方，基督教千百年来都控制着欧洲的文化思想，而长期传颂的虚伪教条思想，如：博爱、禁欲、向往天国等，让人与自然再到社会都变得极度的压抑和扭曲。文艺复兴以后，以但丁为首的代表提倡人文主义精神，要求以人为中心，强调关怀人的个性，让人自由发展，并追求现世的快乐与财富。原本以为在19世纪后，经历了工业革命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冲击，基督教会受到影响，但其还是控制着大部分社会的思想文化，和政治诉求。

　　十九世纪的欧洲是属于拿破仑的，在德国被攻陷以后，整个国家都浮现出颓废和悲哀的状态，由此也激发了德国文学家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和自尊心。尼采怀着深深的历史责任感，借祗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以及叔本华的“意志世界”和“表象世界”思想，向基督教发起了反抗。

　　而在魏晋时期的中国，在曹魏和司马氏政权的交替轮回中。战乱与权力机构的重组对士人命运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任何对“自我的渴望”都是无法想象的，战乱中无法隐居避世，而建功立业又因为统治者的暴政而充满坎坷。曹氏招贤纳士的同时，也将汉室的随着随者进行了完美的隔离，对于忠汉思想的士人采用镇压和暴力的手段；司马氏为了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不断加强政治高压，对于不服从管理的士人进行政治清洗。

　　此外，受到战乱的影响，儒学逐渐跌落神坛，士人们不再独尊孔孟之道，而是转向其他学说而求得心灵商的寄托。于是，以《庄子》为代表的玄学产生了，在这个时代的读书人，绝不是只会吟诗作赋的迂腐文人，经历了动荡飘摇的社会悲剧以后，生活赋予了他们更有深度的思想意识。他们经历了社会的重大变动以后，有着良好的文学素养，对事物观察力和感触力又十分的敏锐，因此，他们的作品意蕴丰盈、思想深刻，少了主旋律的文字素材，增加了丰富的内心情感，从而形成了最终我们所看到的魏晋酒文化和风度。

　　思想内容上，两者在对生命悲剧本质的认识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极为相似的理解。着不尽让人感叹造物主的神奇。由于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对人生的悲观态度，尼采提出了酒神精神。他的悲剧人生观继承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认为人的欲望是没有尽头的，是无法彻底地满足的；个人的生命实际上是一个充满了痛苦与无奈的小轮回，而世界是一个无坚不摧的轮回。个人的生命在轮回世界中只是其中一个十分微小的部分，个人今生的欲望和得失在这样的生命循环面前是十分荒谬可笑的。

　　同样，在魏晋这个动乱腐朽的环境里，看不清当下也猜不透未来的魏晋士子，在家国忧患意识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提出了与尼采相同的疑问：该怎样在满是悲剧的时代找到真正的自我？怎样与如此使人痛苦的世界共存？

　　非理性与理性的差异

　　尼采的酒神精神是非理性的。一方面，酒神精神肯定生命，要求人们通过“醉”把苦痛当成生命的养分、把牺牲当成新事物诞生的前提、把对手当作是对自己能力的考察，认为生命应当对牺牲和痛苦怀有欣喜。

　　如在《偶像的黄昏》中他提出，所有一切的诞生和成长，都是把痛苦作为先决条件的，“以此而有永恒的创造喜悦"。

　　尼采同时发展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思想，赞同叔本华把世界和事物说成是意志，但不认为求生存是意志仅有的本质属性。他把所有事物都视为意志，而意志其实就是事物的生命力，并且具有不断扩张的欲望和要求。这表现为事物渴求壮大自身力量，渴望高于或统治自身以外的其他事物等等，这种除求生存之外对优势、力量的追求形成了尼采的“权力意志”，所以，“权力意志”存在的方式就是酒神精神。

　　酒神精神还提倡生命应当满足自己当下的欲望，做一个现实中的常人，而不是信仰虚无缥缈的天国、鄙弃现世。另一方面，酒神精神肯定生命，其实是出于对人本能欲望的肯定。尼采认为理性和非理性是相对立的，所以他通过贬损理性来肯定非理性。酒神精神中的“醉”、狂欢、亢奋、欢愉，也带有一些自暴自弃、及时行乐的倾向，通过压服他人使自身强大、扩张生存的思想同样有一些与世界同归于尽的顾向。

　　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酒文化则是理性的。他们借酒狂欢，借醉态跳脱浊世，与自然相融。如酷康《卜疑》的宏达先生就是一位符合魏晋酒文化精神的贤人高士。魏晋士人们的“醉”只虚浮与表面的外相，更多的则是内在对家国忧患的责任，这种酒文化实际上还是他们外道内儒的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外道内儒的淡泊并不是对名利的变相追求。以酷康为例，他虽然表面上向往远离世俗、自由飘逸的生活，可内心还是时时刻刻想着儒家的“入世”，时刻坚守道德底线，时刻不忘伦理。政治环境下的黑暗，使士人不能够较自由地实现自己的家国理想，以酒、药避世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他们不管外表多么张狂欢醉，内里未曾放下一颗为家国、为天下苍生的忧患之心。

　　如酷康在给儿子嵇绍的《家诚》中，希望他有理想并为之不懈努力，对自己严格要求，“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

　　个人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的差异

　　尼采的酒神精神是个人主义的。酒神精神所提倡的肯定生命，指的是肯定作为世界中心的“我”的生命，世界上一切都由“我”而生，因为“我”的存在而存在，故而他们服务于“我”的生存。“我”为了自身的健康、强大，可以或应当践踏、奴役甚至牺牲他人。只有“我”是目的，别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一切统统都是手段。别人都是“我”的对手，而“我”与别人的关系只能是制服、统治。

　　在体现酒神精神自我扩张的超人思想中，尼采似乎认为一个生命个体与另一生命个体之间是不能够达成一致的，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每个生命都需要为自己的扩张争取到尽可能多的资源。

　　“我”为了做完成自我的目标，完全可以采取包括说谎、暴力、自利等手段；反之，对于其他作为下等人的弱者，应该毫不手软；要无情、果断地牺牲他人，把他人降为奴隶、工具；要鄙弃弱者及来自弱者的一切。这种精神十分强调个体“我”，一切都是为了扩张自我、发展壮大“我"的生命力和表现自我服务的。

　　因此，尼采倾向于“牺牲”和“统治”。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酒文化则是非个人主义的。因为在中国的以“德”为首的儒家文化熏陶下，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已经是深深的刻在每个文人的骨子里。他们外表似道家的飘然脱俗，内心则是儒家的家国情怀。他们洒脱狂放、自在风流，在追寻自我价值的同时不忘天下和自己的小家。

　　中国的士人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集体思想，他们强烈地想要抒发己志，更要呼唤更多的有识之士，他们也相信多人可成大事，因此比起“牺牲”、“压服”，更倾向于说服、劝导。如在《与吕长悌绝交书》中，嵇康这样说道：“阿都去年向吾有言：诚忿足下，吾深抑之"，他本是一心追求清虚的人，却因为对朋友的“义"管起了别人的家事，又因为害怕吕氏兄弟反目、为了吕氏家丑不外扬，“深抑之”。这是心怀儒家传统的表现。

　　结语

　　综上所述，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的酒神精神与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酒文化，在相似的社会环境下，我们都看到了他们所展示出来的生命悲剧性，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在积极寻求生命的价值的实现和对自我的心灵超越，在洗涤自我的同时，他们也为人类文学史和哲学史增添了新的篇章。

　　纵然尼采酒神精神缺少理性，过于强调个人的重要性而缺乏对群体的人文关怀，但它肯定现实生活、赞美人的生命、倡导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其积极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魏晋酒文化作为魏晋风度的重要表现形式和思想核心，其道家狂放外表下的儒家内心一直存在。魏晋时期的文人虽然表面上自在风流、放荡不羁，似乎完全超脱于尘世，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是坚守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忧患意识。魏晋时期出现的文人饮酒团体不能否认这种思想带来的消极影响，但它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同样非常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