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酒都”贵州省仁怀市，一场工资集体协商谈判，直接促成了该省首个由政府专门针对产业园区劳动关系稳定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指导性文件的出台，使得“谈判”实现了“双赢”，职工工资增长，企业健康发展——
“谈”出来的“仁怀速度”
青涩的远山望不到边际，就连城市里的空气也渗透着淡淡的酒香，令人不禁陶醉，这便是驰名中外的中国酒都——贵州省仁怀市。继续沿着赤水河支流五岔河二级公路前行来到河谷*低处，就来到了中国酱香型白酒的“大本营”——茅台镇。
90多年前，中国酒师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摔碎酒瓶，香气四溢，使贵州茅台酒名扬天下。作为茅台酒的故乡，仁怀也为人们所瞩目。由于有酿酒历史和传统，仁怀不仅有全国*大的酱香型白酒企业茅台酒厂，还形成了以茅台酒为核心的酱香型白酒生产基地。
2010年4月，经遵义市委、市政府批准，仁怀名酒工业园区正式成立，按照规划，该区将成为全国*大的高品质酱香白酒生产示范基地。按规划到“十二五”末期，园区酱香型白酒的生产能力要达到20万吨，工业总产值要达到400亿元，解决就业5万人以上。目前，该园区已经入驻企业59家，协议投资总额228亿元，有超过6000名白酒产业工人在此就业。全市地方酒业正加速向仁怀名酒工业园区聚集。
或许你无法想象，园区内这些酿酒企业职工之前的身份，却是地地道道的失地农民，很多人连酒糟都没见过，更别说懂一点酿酒知识。他们在丧失原有收入来源后，从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从靠天吃饭到打工挣钱，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了园区企业，他们经历过什么，又走过了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
2013年5月，记者有幸了解到，不久前，这里发生了一场真实的“酒都工资拉锯战”。而*终，在仁怀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由仁怀市总工会牵头，各有关部门合力推进，在全园区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工资集体协商谈判，成功地以工人工资增加，企业生产秩序稳定的双赢结果而收尾。也正是这场谈判，直接促成了贵州省首个由政府针对工业园区劳动关系稳定而下发的工资指导性意见出台，*终促成这家国内*大的酱香型白酒产业园区“仁怀速度”奇迹的诞生。
伴随贵州重点打造百个产业园区工程的推进，园区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壮大，规模企业逐渐增多，生产集约化的增大，产业工人的增加，劳动关系纠纷等新情况、新问题将不断出现。如何坚持做到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同时使园区企业得以健康发展，这已成为一道严肃的命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连日来，本报记者来到仁怀市名酒工业园区，深入采访了多位工会干部、园区企业职工和企业负责人，力求将事件真相还原，也期待从中能得到一些启示。或许正基于此，仁怀名酒工业园区这次工资集体协商谈判，它的意义和影响才凸显得那么深远。通过对这次工资集体协商谈判事件的回顾和总结，我们从中找到了些什么，收获了些什么呢？或者，我们真的就因此得到了一把钥匙，破解了这道命题呢？
“变”后差距
——失地农民的“产业工人梦”
“我想去酒厂上班，非常想，每月能拿3300元工资，比打零工强多了。”6月4日中午，记者进行第一次采访时，在大唐酒业门口遇到了茶房坳村民组的赵群，她刚刚结束酒厂的面试，正在等过路车回家。这天，她觉得自己仿佛中了头彩——她终于被酒厂录用了。一路交谈下来，记者了解到，其实这次能进大唐酒业工作，是因为她老公家承包的60亩土地被征用了，企业方提出家里可以有一个“名额”被优先招聘进酒厂工作。因为不懂技术，赵群来报到后发现自己只能做开行车的普工。
赵群虽然是茅台镇本地人，但年已40岁的她与制酒行业无一丝缘分。说到这里，她心里还有点不服气，“我是茅台人，不会做酒说出去真丢人。我就不信我学不会酿酒那些东西，我从头开始学，赚的一定比现在多！”一路上，兴奋的赵群就像一个考了满分的学生，不停地跟记者说起她将来的打算，买新房、送女儿读名校、去北京旅游、给家里添置几件像样的家具……当记者问起她之前的工作时，她有些支支吾吾，只是告诉记者一句：“做小生意，四处打零工，一个月也就能赚2000多块。”
赵群23岁起就开始外出在江浙一带打工，她不再想回老家种地。“城里赚钱机会多，父母也想和我们一起在城里居住，城里孩子读书要好些。”颠簸了近1小时后，记者跟着赵群来到了仁怀市客车站旁边的一个卖油炸食品的小摊上，“这就是我的零工，炸点洋芋卖。”原来，赵群在客车站卖炸洋芋，5块钱一份。她麻利地换上围裙，在来往的人潮中，面无表情地站在摊位前，等待着有人光顾生意。锅里的菜籽油冒起呛鼻油烟，她皱了皱眉头，把洋芋用铲子翻了翻。“做这个的人太多了，生意不是很好，但一想到孩子，就咬牙忍了。”她的大女儿今年正准备读初中，成绩不是很理想，为此伤透了脑筋。赵群准备用晚上的时间帮餐馆洗碗，赚钱给女儿上补习班。
6点钟，城市里的霓虹渐起，赵群依然站在橘黄色的灯光下，锅里的洋芋还剩下三分之一，“要尽快卖出去，不然过夜了就不好了。”晚上7点半，锅里的洋芋还剩三份样子，赵群小心地将洋芋包了起来，撒上一点辣椒面，用牙签叉着吃“晚饭”。
“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多赚点钱，在城里买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可房价加装修起码也要50万元，还要努力10年！”赵群笑着告诉记者，总觉得进厂工作“体面”、“稳定”，想过城里人一样朝九晚五的生活。今天，她听厂里的人力资源部同事说，如果谁干的好，老板每年都会请工人们免费去一次加拿大旅游。她虽然不知道加拿大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但始终觉得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出国，见大世面，有农村一辈子也见不到的东西。”为了早日实现自己的城市梦，这晚，赵群忙完回到家，已经是10点半。
和赵群的艰辛转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仁怀市有一群“两栖”农民已经先行尝到了白酒产业发展带来的甜头。
近年来，随着白酒产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仁怀市不少农民纷纷从田间地头转向生产车间，他们农忙时耕田种地，农闲时进厂务工，当地人给他们起了一个很形象的绰号——“两栖农民”。并且，有的农民甚至通过打工不断学习，自己办起了公司。
“我就是当地的农民，10年前一直在外面打工，现在酒厂就建在家门口，就近就可以找到工作，而且农忙时还可以帮家里做些农活，收入也增加了不少。”正在地里除草的二合镇沿河村村民张富林说，他2000年进入小酒厂打零工，每月工资有3500元，一年算下来就有4万多元，加上其他种植，家里一年就有六七万元的收入。在张富林上班的酒厂，所有酿酒工人都来自二合镇的沿河村，他们平时在厂务工，闲时在家务农，一年的收入就是好几万。
据了解，目前入住二合镇的100余家白酒生产企业先后转移二合镇农村富余劳动力6000多人，使该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从以前3000多元跃升到了5600元。在仁怀，像张富林一样，在家门口打工的“两栖农民”就有好几万人，年收入都在原来的基础上实现了大幅增长，他们不但插上了致富的翅膀，而且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了新农村建设步伐。
在仁怀市城区，记者看到乘车途经路段星级酒店、高档餐馆林立，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西部县城的繁华程度。一个地处中国西部深山峡谷中的县级市，一个很边缘的小城，近年拉通了高速公路，城镇化水平日新月异，gdp超过300亿元，实在是不能不让人惊奇！
一位茅台镇的酿酒师傅对记者说，我们这里，除了酿酒，还能做什么？的确，酒与仁怀人的生活已经密不可分，目前名酒工业园区的6000余名职工中有80%是地地道道的“失地农民”，脱离土地后，他们显然迈不过“薪酬”这个话题门槛儿。
“碰”中摩擦
——企业快速发展遭遇种种苦恼
赵群其实不知道，就在大批像她这样的失地农民满怀憧憬进入园区内各家酒厂上班时，整个茅台镇的酱香型白酒生产企业，也正在因为“失地农民”的薪酬问题陷入苦恼。据不完全统计，茅台镇全镇白酒企业共1000余家（含酿酒作坊），长时间来，该镇白酒行业因为没有工资指导标准，导致部分中小型非公企业在用工上恶性竞争，一线制酒工流动率非常高。大量的“失地农民”就地转化为酒厂工人，也给很多企业带来了别样压力。
“很多人都是这里干两天，那里干两天，哪里工资高一点就马上跑了，只能算是‘季节性工人’，企业根本留不住他们。”提到用工话题，仁怀市人大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韦勤倍感无奈，并且由于园区企业用工70%以上为失地农民，技能缺乏、法律意识、纪律意识不强，也给园区企业管理造成了一定麻烦。
“他们显然还没有从土地中彻底走出来，现在还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酱园春酒业常务副总经理周贵诚认为。从入驻园区至今，酱园春的人力资源部门一直在为“职工问题”奔波，几乎每月都有农民工过来要求提升工资。有的职工不穿工作服随意进出厂区，还有的农民一进厂就要求必须享受“班长”待遇，可以每月多拿500元钱。有的农民酗酒，喝醉之后打架斗殴。有的农民不服从企业规章制度，随意迟到早退，理由则是要回家收庄稼。“我们请来30多年工龄的老制酒工手把手教这些农民工，可仍然感觉吃力地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他说。无奈之下，周贵诚想出了中层管理一对一和几个“钉子户”结对的办法。
薪酬“苦恼”就连实力雄厚的老酒企也未能摆脱，问题首先在茅台镇第二大酿酒企业——贵州国台酒业有限公司爆发。这家由天津天士力集团于2003年收购当地一家酿酒企业改造扩建的白酒企业，“十二五”期间将投资30亿元，实现产能1万吨，销售60亿元，规模在茅台镇仅次于国营茅台酒厂。
然而，丰厚的利润报表，并没有让部分国台职工打心底高兴起来。从2003年建厂至今，该厂非关键性岗位职工月薪停留在1700元的水平，制酒工则维持在2200元/月的水平。与周边部分企业相比，国台的工资不占有任何优势。一名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