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清明》诗云：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杏花村因杜牧而名，杜牧因杏花村而家喻户晓。此乃不争之史实，一如杏花村之杏花花落汾水之阳一样，本也毫无争议的。可不知何时，红杏突然“出墙”，杜牧之杏花村便成一桩谜案。纠纷的缘起既有文化原因，也有商业动机，尤其在文化立国、文化立企的今天，杏花村属地之争大有扑朔迷离之势，足见文化之魅力。然则，既为文化，自有文化之传承，不是一家之言便可混淆视听的。

　　据媒体报道，对杜牧之杏花村提出“产地”声索的，全国有十多处，多分布于江苏、安徽、湖北等八省，俨然南众北寡，汾酒似乎在以一己之力与整个烟雨江南抗衡。也难怪，就连臭名昭著的西门庆出生地都被多个地方政府争得面红耳赤，酒香十里的杏花村自是人见人爱的香饽饽了。质疑者多围绕“清明时节雨纷纷”句展开想象，在他们眼中，汾水之阳的杏花村断不会有“雨纷纷”之濛濛气象，其中尤以杜牧任过十年守吏的安徽贵池县为代表。

　　据说贵池也有“杏花村”，产“汾酒”，当然，此“汾酒”非彼“汾酒”，二者不可相提并论。贵池人还声言：杜诗所描绘的“杏花、春雨、江南”式的感伤意境，应在南方，山西杏花村属“骏马、西风、塞北”式的景观，与杜诗意境不符。杜诗的确描绘了“杏花、春雨”，但其意境究竟是江南式的，还是塞北式的，或者晋中盆地式的，此言显然武断了，笔者随后将一一辨析。贵池又进而声称：杜牧一生多任职江南，从未踏足过三晋。此证据若果真成立，“牧童遥指”的杏花村似乎非江南莫属了。然而在笔者看来，此据貌似言之凿凿，其实孤陋寡闻之极。陕山隔黄河相望，素有秦晋之好，不论官、商或民间皆交往甚密，杜牧存世的诗歌中便有一首《并州道中》：“行役我方倦，苦吟谁复闻。如何遣君子，高卧醉熏熏……”。此诗所说并州便是山西太原，山西之外世上并无双地，所谓“杜牧从未踏足山西”之说，不值一辩。赵树义

　　至于错把唐时山西看作塞外边地，自是“门缝里看人”，既离谱，又自大，殊不知唐时三晋风光曾是一派旖旎的。试举一例为证。旧时晋阳（即并州）被誉为“北国江南”，晋祠难老泉水浇灌出的晋祠大米晶莹饱满，宛如美玉，曾为贡品。晋祠难老泉滋养晋祠大米之神奇，与杏花村“古井亭”捧出清香汾酒如出一辙，若以论者所言的地域特色推断，晋祠是断然产不出上等大米的。可事实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读大学期间，晋祠大米还是并州人餐桌上的常客呢。更何况，晋阳作为大唐李氏“王业所基，国之根本”，一度被称为“北都”、“北京”，与京都长安、东都洛阳并肩，诗人李白曾曰：“天王三京，北都居一”。

　　据考，晋阳古城始于春秋末期，兴于南北朝，盛于大唐，毁于北宋。晋阳作为北方屏障，建设规模在大唐达到鼎盛，大唐继修葺汾水之西晋阳旧城外，又在汾水之东展扩原太原县城，在东西二城之间踞汾连堞，筑“晋渠”，建中城，形成横跨汾河两岸、西中东三座城池相连、城门二十四道的北方都城，其地位不亚于京都长安。

　　其时，晋水擦西城而过，汾河穿中城南流，晋渠穿西城、过中城、跨汾河、达东城，柏堂、节堂、起义堂、受瑞坛、宾宴厅、北厅、使院、山亭等建筑和一座座高门宅第、道观寺庙众星捧月一般簇拥在晋阳宫和大明宫四周，晋阳之繁华堪称空前，大唐王侯将相、达官显贵皆在晋阳置业，文人墨客出游也常把晋阳作为首选之地。“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李白曾为晋阳美酒陶醉，乐不思归，杜牧身为晚唐长安人士，追寻先贤足迹，途经杏花村走访三晋表里河山自然也是常情。

　　汾阳与晋祠相距不远，地理气候相近，每年清明时节，恰是杏花开放季节。读杜诗《清明》，首先应该弄明白清明的历史演变，分清楚诗中清明究竟是指节气，还是节日。在古时，清明为二十四节气之一，《淮南子·天文训》曰：“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岁时百问》解惑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此处所指清明实乃节令，其时天气晴朗，四野明净，恰是踏青、拔河、插柳、植树、荡秋千、放风筝的*好时候。当时与清明并列的还有上巳节和寒食节。

　　上巳节起源有两种说法：一曰源自曲水之宴，《初学记》引《续齐谐记》云：“昔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一曰源于水边祓禊的风俗，祓即祓除病气，禊则指净身除秽。《周礼·春官·女巫》说：“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古人以水为圣洁之物，众人聚在水边举行沐浴、采兰、嬉游、饮酒等活动，祛灾禳福，辞冬迎春。至汉代，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被正式定为节日，官民聚集河边洗濯祓除，除宿垢，去灾病，谓之大洁。因三月上巳日的具体日期每年并不固定，至魏晋，便将三月初三明确为上巳节。上巳节除举行祭祀活动外，还开展诸多娱乐项目，譬如文人墨客雅聚河边，饮酒赋诗，少男少女执柳河曲，清水濯足。杜甫《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所记，便是当时上巳情状。寒食节起源于古代的钻木、求新火之制。古人因季节不同，钻木取火的树木亦不同，渐有改季改火之俗。改火之后须换取新火，新火未至，生火禁止。《周礼·秋官·司煊氏》记载：“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禁火之时，人们须备冷食以供食用，日久便约定俗成。寒食节初期长达一月，继而缩短为七天、三天，*后改为一天。《荆楚岁时记》说，冬至后一百五日要刮大风，下暴雨，俗称寒食，又称百五日。寒食节除禁火之外，*重要的是墓祭，在唐代，寒食节极为隆重，节日期间，天涯游子若不能回乡墓祭，便会举家聚于河边，望乡遥拜，所谓“远人无坟水头祭，还引妇姑望乡拜。”上巳和寒食两节时间往往重叠，寒食和清明又紧紧相连，习俗界限在唐时已难分得清楚，至宋时便合而为一。经此流变，上巳节和寒食节的若干民俗事象便成清明节的民俗内容，明清以后，上巳节退出节日谱系，寒食节也渐趋消亡，迎接暮春的仅剩清明一节，清明便兼具了节气和节俗的双重意义，此种状况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是独一的。

　　今人解读杜诗，因“路上行人欲断魂”一句便把清明理解为清明节，窃以为这是一种误读，且在唐时，祭扫的习俗在寒食节，清明则是踏青、郊游的日子。杜诗所称“清明时节”应为时令，即清明至谷雨之间的十五日，而非当今清明墓祭之日。在此时节，汾水之阳恰是细雨斜飞、杏花零落的季节，杜牧慕再造唐室的汾阳王郭子仪之名，东渡黄河而来，凄风冷雨之中，踽踽独行异乡，睹物思怀，念及一生怀才不遇，诗人不禁悲从中来。“欲断魂”之“路上行人”实是杜牧自己，杜牧为冷雨伤怀才去寻找酒肆、借酒浇愁的，若是江南式的“杏花、春雨”，诗人该冒雨去踏青、采兰才是，何来“欲断魂”之悲苦呢？很显然，主张杏花村在江南者，既忽略了清明在唐时的节俗本意，又误把诗人内心之悲苦当作路人祭扫之悲苦，把诗人的内心情感简单外化为身外景物，望文生义，这才是对杜诗意境的亵渎呢！试想，行走于杏花村外，冷风之中但觉雨中酒香暗沉，似有似无，杜牧却苦寻不得，此番心境不正是“断肠人在天涯”吗？此时此刻，何以解忧，惟有汾酒！杜牧徘徊乡野，恰遇牧童经过，便上前探问酒家何在。牧童笑而不答，伸手遥指远方，但见杏花旋落处，一面酒旗招摇风中，又是一副断魂景象。杜牧撞入酒肆自斟自饮，不觉伤感袭来，便向店家索要纸张，挥毫写下《清明》绝句，“独在异乡为异客”之情跃然纸上，杜牧寻访杏花村之佳话自此便定格在汾水之阳了。